元代开凿会通河，把大运河截弯取直，省去了绕道洛阳的几百里水路。

至元二十九年，忽必烈从上都南返，回到大都的时候，积水潭的水面上停着一批船。

这些船从江南来，装的是粮食，走的是新挖不久的内河水道。

忽必烈见了这个场面，当场给新渠道赐名，叫通惠。《元史·河渠志》把这一笔记了下来，语气平淡，像在记一件例行的事。

从帝国的粮食运输角度看，这一天其实等了很久。

要说清楚为什么，得先把旧有的运河格局摊开来看。

隋代开大运河时，首都在关中，整套水路体系以洛阳为枢纽设计。从江南出发，先走邗沟到淮水，进通济渠向西抵开封一带，再往西连到洛阳附近，然后折向东北，走永济渠才能抵达幽州。

这是个大V形，中间那个折点压在洛阳。

元朝首都在大都，就是今天北京所在的位置。把旧路线叠上去算一算，从江南出发，得先一路走到洛阳，再折回头往东北走。

多走的不是几十里，是实实在在的几百里弯路。

况且通济渠到宋金之际大段废弃，元代想恢复旧路，修缮工程量先不提，那个弯还是省不掉。

靠海运撑着是个过渡办法。

元代相当长一段时间，把江南漕粮运输的主力放在海路，出舟山沿海岸北上，到天津一带卸货再转入内地。海路比绕洛阳快，运量也不差，但每逢大风季节，船翻粮沉的事年年都有。

户部账册里这项损耗，没哪年是干净数字。

海运能用，朝廷始终把它当将就用的手段，不是想长期仰赖的选择。

内河走得通，海运才能退成备选。这个道理谁都清楚，难的是中间那几百里缺口怎么填。

至元二十五年前后，有地方官员向朝廷上书，提出在临清与须城安山之间开凿新渠，把运河线路从V形拉成接近南北走向的直线，引汶水济渠，把绕洛阳的那段弯路整个省去。

忽必烈准了，次年正式动工。

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通水。从临清向南到须城安山，两百余里，走的是山东腹地，沿线旧有河道拓宽疏浚并入新渠，在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条线。

这段工程最难对付的不是挖，是水。

山东中部地势高于南北两侧，在这里开一条南北贯通的运河，关键在于把足够的水引到地势最高处，再靠一道道闸坝往两边控制流量。

会通河引用汶水，方向没有错，但水量不够充裕，逢枯水季节，吃水深的大船根本过不去。史书里关于这段水路的记载，提到"水浅碍运"的地方不少，措辞已经够客气了。

这个问题在元代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大宗漕粮的运输，海路在相当长时间里还是主角。

会通河走的船有，成效各年不等，距离当初上书时描述的前景，差距是有的。

几乎同一时期推进的，还有通惠河。这段工程主持设计的是郭守敬，水源点选在昌平白浮泉。

从白浮泉向大都引水，麻烦在中间。白浮泉与大都城之间，沿途有几条河谷地势偏低，若走直线，水会顺地势流走，进不了城。

郭守敬设计的路线，刻意绕开这些低洼地带，沿山麓大致按等高线走了一段弯路，把水引入大都城内的积水潭。

今天看这个方案，原理清楚；那个年头全靠人工勘测和反复踏勘，在没有精密仪器的条件下把水路走对，不是容易的事。

至元二十八年开工，至元二十九年通水，忽必烈回城那天恰好撞上了漕船进港的场面。

两段工程前后脚完成，连在一起，从江南到大都第一次有了一条基本贯通的内河线路。

不用绕洛阳，不用中途把货物搬上岸转换陆运，条件合适的年份，船可以一路划进大都城边的水面。

"条件合适的年份"这个前提，始终没有彻底消失过。

会通河的水源问题拖到明代才得到较系统的改善，靠重新整治汶水引流和南旺分水口，把这段运河的通航能力才真正稳定下来。元代开了这条路，明代把它走顺了。

积水潭的水面现在还在北京城里，周围是公园，面积比当年小了不少。

当年第一批从江南运粮北上的船工进了积水潭，有没有人上岸走走，史书没有记。

参考资料：
《元史·河渠志》，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元史·郭守敬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