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一天三顿饭，顿顿不落——早饭、午饭、晚饭。可要是穿越回两千年前的秦汉，你到了中午肚子饿了想找口吃的，周围的古人大概会用看怪物的眼神盯着你：大中午的吃什么饭？脑子没毛病吧？

主要信源：（漯河日报——古人一天吃几顿饭）

你打开手机点了一份外卖，半小时后热腾腾的饭菜送到手上。

你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天三顿饭，天经地义。

可如果把时钟拨回两千年前，你会被当成怪物。

秦汉那会儿的老百姓，一天只吃两顿。

早上七点到九点之间吃一顿，叫“饔”。

这是一天里的正餐，稍微像样一点。

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再吃一顿，叫“飧”。

多半就是把早上的剩饭热一热，凑合填个肚子完事。

两顿饭之间隔了七八个小时，肚子里早就空空荡荡了。

可没人觉得不对劲，因为大家都这样。

睡虎地出土的秦简里记得清楚，筑城的犯人一天发两回粮食，早上一次傍晚一次。

汉朝西北边塞的竹简上也写着“朝三升暮三升”，一天六升粟，脱了壳也就一斤上下。

这点分量搁在今天，也就是一碗米饭加两个馒头的量。

一个干重体力活的成年人，靠着这点东西撑一天。

不是不想多吃。

是地里长不出那么多粮食。

先秦到汉朝那会儿，农具还是木头的、石头的，铁器都没普及。

犁地靠牛，可牛也不是家家都有。

一亩地打下来的粮食，交了税、留了种子，落到嘴里的就那么一点。

粮食总量就那么大，分到每个人头上就只能按两顿算。

官府发军粮也是按两顿发的，士兵的食量分成五个等级，你胃口再大也没用，等级是多少你就吃多少。

而且吃饭这件事，在那个时候不只是填肚子，还是身份的象征。
 
《白虎通》里写得明明白白，天子一天吃四顿，诸侯一天吃三顿，平民一天吃两顿。

这不是随口说的，是写在礼制里的规矩。

汉朝的时候，淮南王刘长犯了事被流放，汉文帝特批他“日三食”，这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反过来，哪个诸侯犯了错，朝廷下旨“减一日三餐为两餐”，这就是实打实的惩罚。

少吃一顿饭，等于降了一级身份。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好几百年。

到了唐朝，情况才开始松动。

白居易写过“午饭伴僧斋”，说明至少文人阶层已经开始吃第三顿。

但那会儿长安城里还有宵禁，天一黑坊门就关了，老百姓想出也出不去，晚饭没地方吃。

真正让三餐制走进千家万户的，是宋朝。

宋朝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引进了占城稻。

这种稻子从越南传过来，耐旱、成熟快，产量比原来的品种高出一大截。

粮食一下子多了起来，老百姓手里有了余粮，才敢放开肚皮多吃一顿。

第二件，取消了宵禁。

汴京城里夜市开到三更天，凌晨五更又开门营业。

冬天刮风下雪，夜市照开不误。

人多了，嘴就闲不住。

州桥夜市的煎鱼、批切羊头、旋炙猪皮肉，光是听名字就让人流口水。
 
第三件，搞出了外卖。

《东京梦华录》里记着，汴京的酒楼可以派人去顾客家里“索唤”。

你想吃什么，点好菜，店里做好了给你送去。

我们今天拿着手机点外卖，觉得这是现代人才有的便利，其实一千年前的宋朝人早就享受过了。

从宋朝开始，“一日三餐”才算真正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

早饭、午饭、晚饭的叫法固定下来，一直用到今天。

不过即便到了明清，三餐制也没有完全取代两餐。

陕西、山西一些地方，一天两顿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了现代。

不是因为穷，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节奏，改不了了。

最有意思的是清朝的皇宫。

你以为皇帝天天山珍海味想吃几顿吃几顿？

错了。

清朝皇帝一天只吃两顿正餐，早膳在早上六点到八点，晚膳在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两顿正餐之外再加两道副餐，叫“早点”和“晚点”，统称“明二暗四”。

御膳房的档案里记得清清楚楚，皇帝传膳有整套规矩。

到了时辰，御前侍卫传令，太监们摆桌子，每道菜先由专人尝过，确认没问题了皇帝才动筷子。

一直到宫里通了电、有了电灯，皇帝才慢慢改成了一天三顿。
 
中国人吃饭这件事走了两千多年。

今天我们能在深夜点一份外卖，能在周末和家人围坐一桌吃顿好的，能理直气壮地说“一天三顿是常识”。

这些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

其实是无数代人把粮食种出来、把城市建起来、把规矩改过来的结果。
 
下次再有人问你为什么古人一天只吃两顿，答案很简单。

不是不想吃，是那个时代给不了三餐的条件。

而我们今天能安心吃好一日三餐，只是因为恰好站在了两千年积累的终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