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蒋介石并未亲自到机场迎接，派遣国民党官员代表前往接机。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毛主席和国民党高官先到场，蒋介石为显摆身份，故意晚到。重庆谈判就此拉开序幕。


1945年8月28日下午，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毛主席与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而来，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同行。机场上已经聚集了国民党官员、民主人士和中外记者，蒋介石没有出现，代表他迎接的是空军总司令周至柔。

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人也赶到了机场。

几个小时后，另一幅场景出现在歌乐山林园。
晚上八时半，毛主席一行前往蒋介石官邸。到了那里，蒋介石、宋美龄已在一号楼前迎候，随后设宴，宴后还邀请毛主席留宿林园。

机场上的缺席和林园里的迎候发生在同一天。
若只拿礼节猜测两人的心思，很难解释接下来四十三天发生的事情。

蒋介石为什么一连三次电邀毛主席，却直到对方已经在飞往重庆的途中，才于28日中午召集人员研究谈判方针？

答案藏在邀请本身。
蒋介石高级幕僚唐纵的日记留下了一层清楚的盘算：毛主席若不来，国民党可以在舆论上占据和平姿态，把破坏统一的责任推向中共；毛主席若来，则可设法让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条件。

三封电报先制造的，是一个“来与不来”都要承受压力的局面。

延安面对的也正是这个难题。
日本刚刚投降，国民政府掌握中央政权和受降名义，中共领导的军队、解放区又已经成为无法抹去的现实力量。

毛主席留在延安，人身风险较小，却会把解释“为什么不谈”的负担留给中共；亲赴重庆，可以把和平主张摆到全国面前，代价是进入国民党控制的陪都，并准备面对军队、解放区等问题上的强压。

8月23日至26日，中共中央连续讨论。
决定赴渝后，延安同时调整领导安排，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陈云、彭真增补为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个安排本身已经表明，重庆之行按最坏情况做过准备。毛主席带走的并非可以压倒对方的军事优势，他能立刻使用的，是公开谈判和社会舆论这个政治空间。

飞机一落地，这个空间就被打开了。机场上有民主人士，有记者，也有蒋介石派来的代表。毛主席发表书面谈话，把和平、民主、团结摆在公众面前。

到这一步，蒋介石此前三封电报造成的单向压力发生了变化。接下来不能只问中共是否接受邀请，还得看国共双方分别提出什么条件，谁愿意为和平作出何种让步。

林园晚宴因此显得格外微妙。席间双方举杯，气氛相对和缓，蒋介石还留下毛主席住宿。

可就在当天中午，蒋介石已经定下另一套尺度：政治问题可以较宽处理，军事问题必须强调统一。礼宾上的尊重，与谈判中的强硬并行不悖。

29日进入直接商谈，分歧很快落到实处。

蒋介石坚持现有政府框架和政令军令统一，中共则不可能把已经存在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简单交出去。双方此后反复磋商，毛主席与蒋介石多次会面，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人继续谈。

为了争取和平协议，中共方面并非只守着原有条件不动，曾提出把所领导的军队缩编到二十四个师，至少可到二十个师，并准备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等八个地区逐步撤出部队。
让步有实际代价，但军队必须保留，解放区问题也不能由国民政府单方面抹去。

重庆的饭桌很快让位给军队、地方政权和政治安排这些冷硬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后来结局遮住的事实。
1945年的谈判并非只剩“打”这一条路。解放区的力量、大后方要求和平民主的舆论以及国际环境，都使蒋介石不能完全无视谈判；中共同样需要用让步证明自己的和平立场。

毛主席后来在延安谈到重庆之行时，明确承认谈判有收获，同时也指出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没有解决。

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署。和平建国、政治民主化、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内容进入共同文件，最难处理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仍悬着。协议留下了一条政治轨道，却没有搬开双方军事冲突的石头。

这也重新解释了8月28日的两个场面。
九龙坡机场没有蒋介石本人，林园门前却有蒋介石、宋美龄迎候；晚宴可以有礼，谈判底线依旧坚硬。那一天改变的，不是谁在礼节上压过谁，而是蒋介石原先设计的“来不来”选择题失效了。

毛主席到了重庆，争论随即转向双方究竟准备怎样处理战后中国。

10月11日，毛主席离开重庆。
几天后在延安，他把已经签下的协议与现实分开来看：纸面共识已经形成，能否兑现仍要靠之后的斗争。

九龙坡机场上的那次落地，至此才显出它的分量。
人到了，谈判就不能再停留在邀请电报上；而林园撤下酒席以后，双方真正难以让步的东西，仍摆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