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在 法国 ，一名1米45的 日本 男子，“吃掉了”自己的私人女老师，1年后竟成为日本名人，写书、上电视。他为什么没有获罪？
真正荒诞的一幕，其实不是发生在1981年的巴黎公寓，而是十年后的日本电视和出版市场。到了1992年前后，佐川一政已经出版多本书、开报刊专栏、接受电视采访，甚至被某些媒体当成能够制造收视率的“怪人”。一个承认杀人的人，没有坐牢，却靠自己的罪行换来了稿费和曝光，这才是此案最刺眼的后半段。
这种名气并非一天形成。1983年，法国《Photo》杂志甚至刊登过案件相关的受害者遗体照片，引发受害者家属强烈抗议，巴黎法院下令采取措施撤下相关期刊。也就是说，在佐川回到日本以前，这桩命案就已经被部分媒体从司法案件加工成了猎奇商品。
历史上最危险的传播现象之一，就是犯罪者逐渐盖过受害者。人们记住了“日本食人者”、记住他的身高、书籍和电视节目，却越来越少提25岁的荷兰学生蕾妮·哈特维尔。她原本只是一个在巴黎学习的年轻人，却在几十年的媒体叙事中，被压缩成佐川故事里的一个名字。
1981年6月11日，案件发生。佐川在巴黎住所枪杀哈特维尔，随后肢解遗体并食用部分组织。6月13日，装有遗体残骸的行李箱在布洛涅森林被发现。6月15日晚，巴黎刑警将佐川抓获，他很快作出完整供述。
从侦查条件看，这原本不是一桩难办的悬案。嫌疑人身份明确，有尸体、有物证、有供述，杀人行为也没有多少事实争议。真正把案件带向另一条道路的，不是证据，而是法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
1982年，三名法国精神医学专家提交鉴定，认为佐川犯罪时处于当时法国刑法第64条所说的“精神失常”状态。1983年3月30日，巴黎预审法官Jean-Louis Bruguière据此作出不起诉性质的裁定。7月11日，巴黎控诉庭又确认了这一决定。
如果事情停在法国精神病院，佐川至少还处于强制监管之下。可1984年5月22日，他被送回日本，抵达东京后立即进入当地精神病院。法国方面当时已经结束刑事程序，而日本法律本身其实允许追究日本人在海外实施的某些犯罪。
麻烦随即出现。日本医生后来认为，佐川更接近人格障碍，并不存在法国鉴定所认定的那种严重精神病状态。按照这种判断，他似乎应该接受刑事追诉，而不是长期留在医院。但日本警方要重新办案，需要法国方面的证据和案件材料，法国方面则把案件视为已经结束，没有提供足以重新起诉的完整材料。
于是，一种极少见的司法断层出现了：法国认为他不应作为普通罪犯接受审判，日本又认为他没有严重到必须长期强制住院；法国已经结案，日本想另案追诉却缺少关键材料。佐川不是钻了某一条神奇法律的空子，而是掉进两个国家司法程序没有衔接好的缝隙。
佐川回日本后，事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1992年《洛杉矶时报》调查时，他已出版四本书，还写周刊专栏、上电视节目。他自己也承认，出版商和编辑不断鼓励他强化那些最骇人的表达，因为越离奇越能吸引读者。犯罪由此不再只是过去发生的罪行，而被加工成了一种可以持续出售的个人品牌。
从中国历史视角看，这一点尤其值得警醒。社会可以研究罪犯，媒体也可以复盘案件，但绝不能把恶性犯罪包装成传奇人物成长史。一个社会如果只奖励“够怪、够狠、够刺激”，受害者尊严就会被商业逻辑挤到角落，司法教育也会变成廉价的猎奇节目。
2017年，纪录片《Caniba》再次把年老的佐川带回国际舆论场。2022年11月24日，他因肺炎去世，终年73岁。四十多年过去，他仍被不断报道，这说明真正长寿的不是案件本身，而是围绕极端犯罪形成的注意力产业。
佐川一政一生真正令人震惊的，并不只是1981年那场残忍犯罪，而是犯罪之后形成的漫长链条——精神鉴定终止审判，跨国追诉断裂，强制监管解除，随后媒体又把他的恶名变成商品。一个人的罪行进入制度缝隙已经够严重，再被市场包装成名声，才是这起旧案留给后人的最大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