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士兵江国庆强奸女童被判死刑，枪决前江国庆咬牙切齿地诅咒说：“人不是我杀的，我是冤枉屈打成招的，我一定要化为厉鬼向害我的人索命！”14年后，真正的凶手落网，法院却这样宣判，实在令人不解！

营区那排红砖平房安静得反常。往常午饭后总有士兵在门口抽烟，今天一个人影都不见。墙角那棵老榕树底下，几个宪兵围站着，眼神扫来扫去。

江国庆端着餐盘从食堂出来，步子比平时慢。他看见树底下的人，手抖了一下，汤汁洒在军绿裤子上。他没擦，继续往前走。

“江国庆。”宪兵队长叫住他，“来一下。”

餐盘放在水泥花坛边，不锈钢勺子哐当一声。他跟着走，脚底下砂石嘎吱响。队长推开侦讯室的门，里面日光灯惨白，两张铁桌子对摆着。

测谎仪摆在桌上，电线盘成一圈。技术员调着旋钮，头也不抬：“坐。”

电极片贴在手指上，冰凉。问题一个个抛出来，都是短句子。“九月十二号下午你在哪？”“认识那女娃不？”“去过福利社后面没？”江国庆答得慢，每个字像从喉咙里抠出来。额头冒汗，他抬手想擦，电线扯住了。

指针在图纸上跳。技术员撕下记录纸，对着光看。队长接过，折了两折塞进口袋。“再想想。”他说。

第二次审讯在夜里。灯泡瓦数低，墙上人影晃。两个审讯官换着问，问题开始绕圈子。“有人看见你了。”“现场有你东西。”“早点认，少受罪。”江国庆后背抵着椅背，木头棱硌得生疼。他摇头，摇得很慢，像脖子生了锈。

凌晨三点，宪兵送他回禁闭室。走廊尽头那间，铁床焊死在地上。他躺上去，盯着天花板上水渍看。外面哨兵换岗，皮靴声由远及近，又远了。

天亮后提审，桌上多了份笔录。第一页已经写好，留了空白让他签名。审讯官把笔推过来，笔帽没摘。“按手印也行。”

江国庆盯着那几行字。油墨印得浓，“奸杀”两个字特别黑。他手指蜷起来，指甲缝里还有昨天搬货沾的灰。

“不是我。”他说。

审讯官站起来，走到窗边抽烟。烟灰弹在水泥地上，一点灰白。“你爸在台中开面馆是吧？”他背对着说，“老人家不容易。”

江国庆肩膀塌下去。他想起过年回家，父亲在灶台前下面，热气糊了眼镜，摘下来用围裙擦。面馆招牌旧了，“江记”两个字褪成淡红。

笔拿起来，比枪还重。签名歪了，最后一笔拉出条长尾巴。

开庭那天，他换了件干净军服。领口扣子紧，咽口水时喉结卡得疼。法官念起诉书，语速快，像在赶时间。辩护律师说话声音小，好几次被检察官打断。

江国庆站起来陈述，说刑讯，说逼供。法官敲法槌：“有证据吗？”

旁听席最后一排，父亲坐在那儿，灰夹克洗得发白。他始终低着头，手里攥着顶旧帽子。

许荣洲的供词是五月传来的。侦讯室另一头，那个矮胖的士兵说得详细，女童袜子什么颜色，树下有几块砖头，尸体怎么摆的。记录员笔尖戳破纸，换了张新的。

承办检察官把报告合上，锁进抽屉。钥匙转了两圈。“先结这个。”他指着江国庆的卷宗，“那个另案处理。”

八月最后那个早晨，囚车经过营区大门。岗哨士兵立正敬礼，眼睛没往车上看。江国庆手腕上的铐子磨破了皮，渗出血丝，他低头舔了舔，咸的。

刑场在郊外河滩地。法警让他跪下来，他膝盖压进砂土里，碎石子硌着。枪响前他抬头看了眼天，云很厚，灰白色，像父亲那件旧夹克。

父亲是第二天中午接到通知的。营区派人送来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几件遗物：军籍牌、身份证、一支没写完的钢笔。盒盖上用粉笔写着名字，笔画粗，横竖都抖。

老人没开盒，抱着坐长途车回台中。车上人挤，他缩在最后一排，铁盒子搁腿上，一路颠簸，盒盖和盒身磕碰出细响。

面馆歇业三天。第四天早上卷帘门拉起来，灶火重新点上。客人问起儿子，老人说：“在部队，忙。”说完转身捞面，蒸汽腾起来，糊了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