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5年四十二岁的张灵甫在上海金门饭店迎娶小二十五岁的王玉玲。这场婚礼遭到王玉玲母亲的极力反对。理由是自己守寡半生，深知军人命悬一线，不愿女儿重蹈覆辙。王玉龄伯父、伯母却十分看好这门婚事，从中极力调解。
 
新娘的婚纱是现成衣服改小的，鞋子偏大，新郎连西装都没来得及定制，只能借朋友的礼服出场。
 
更紧张的是，婚礼还没开始，张灵甫就接到了新的调令，要升任南京卫戍司令、74军军长，立刻赶往南京报到。两个人的婚事，差点被一纸军令重新安排。
 
王玉龄当时只有17岁，张灵甫42岁，两人相差25岁。年龄差距并不是王玉龄母亲最担心的地方，她真正害怕的，是女儿嫁给一个随时可能上战场的军人。
 
王玉龄的母亲守寡半生，太清楚军人家庭意味着什么。丈夫可能常年不在家，也可能一封家书没等到，人就已经牺牲。她不愿女儿再走自己的老路，这种反对并不是简单看不上张灵甫，而是一个母亲对未来生活的担忧。
 
问题在于，王玉龄的伯父、伯母十分看好这门婚事，一直在中间调解。面对双方僵持，王母提出了一个硬条件，只有湖南最高长官、元老程潜出面做介绍人，她才考虑答应。
 
这个条件并不轻。1945年秋，程潜亲自出面提亲，王母最终松口。就这样，一场原本阻力不小的婚事，终于定了下来。
 
可婚期刚定，调令又来了。张灵甫必须马上赶往南京，婚礼时间只能压缩，很多准备工作根本来不及完成。王玉龄没有等到量身定做的婚纱，只能把现成婚纱临时改小，脚上的鞋也因为尺码偏大，穿得并不合脚。
 
张灵甫同样没有准备好礼服，婚礼当天穿的是借来的西装。放在今天看，这样的婚礼或许显得太仓促，可在那个战事未停、调动频繁的年代，军人的生活本来就很难按照普通人的节奏展开。一个电话，一纸命令，都可能把原定计划打乱。
 
那天晚上，婚礼结束后，两人没有充裕的新婚时间，也没有安静的洞房。夫妻俩连夜坐火车赶往南京，到了车上，竟然分睡上下铺。
 
新婚夜睡在火车上下铺，听起来有些难以想象，可这正是他们婚姻开始时的样子。没有精心布置的房间，没有从容告别的亲友，只有赶路、报到和新的军务。
 
到了南京后，两人定居在二条巷公馆。张灵甫身在军中，王玉龄留在家里，夫妻生活一直聚少离多。婚后相处加起来只有21个月，但对王玉龄来说，这段时间却成了她一生最珍贵的记忆。
 
为什么一场仓促婚礼，后来会被王玉龄记得那么深？答案恐怕不在婚礼排场，而在两个人相处的时间太短，也太难得。
 
1947年春，王玉龄已经怀孕九个月，仍然奔波17个小时前往山东前线探望丈夫。那不是一次轻松的夫妻见面，路途漫长，战场环境也充满风险，可她还是去了。
 
这次见面，后来成了两人的最后一面。谁能想到，告别十多天后，王玉龄在南京生下儿子张道宇，张灵甫却已经身处孟良崮重围之中。
 
孩子出生后，王玉龄马上打电话报喜，还寄去了婴儿照片。她能做的都做了，可远在前线的张灵甫，直到最后也没能见到亲生儿子。
 
这段经历不能只用一场悲剧婚姻来概括。王母一开始反对，是因为担心女儿承担军人家庭的风险，伯父、伯母支持，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两人之间的感情，王玉龄坚持，则说明她并没有把婚姻只当作一场安稳生活的选择。
 
同样是军人婚姻，有的人最终能够等到丈夫回家，有的人却在新婚不久后成为遗属。差别往往不在感情深浅，而在时代和战场是否给他们留下时间。
 
张灵甫和王玉龄的婚礼，记忆点不只是42岁与17岁的年龄差，也不只是借来的礼服和上下铺。真正让人记住的，是他们明明刚刚开始婚姻，却已经被调令和战火推着往前走。
 
婚礼之后，他们没有迎来普通夫妻那样从容的日子。21个月的相处，17个小时的探望，一次最后告别，以及一个父亲终生没能见到的孩子，几乎构成了这段婚姻全部的重要节点。短，却足够影响王玉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