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子被蒋介石枪毙，他闭门三天不吃不喝，第四天撕碎赴台机票：这退路，老子不要了！随即率部起义，替儿走完未竟路！

主要信源：（今日重庆网——红岩烈士韩子重的狱中家书）

重庆歌乐山脚下有一条石板路，弯弯曲曲通向渣滓洞。

1949年深秋，这条路上走着一群年轻人，被五花大绑，衣衫破烂，但腰杆挺得笔直。

没有人哭，没有人求饶，有人甚至还哼着歌。

看守他们的特务手都在发抖，因为这些人眼里有一种让他们害怕的东西。

韩子重走在队伍中间。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灰布衬衫，脸上有伤，走路时左腿有点跛，那是前几天被老虎凳压的。

他抬头看了看天，重庆的雾很大，看不到太阳。

但他知道，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

这个年轻人本不该出现在这里。

他爹韩任民是国民党四川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整个四川的兵权有一半握在韩家手里。

如果韩子重愿意，他可以穿上笔挺的军官制服，在成都最繁华的街上喝茶听戏，一辈子风风光光。

可他偏不。

193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那以后，这个中将的儿子就成了国民党心脏里一根看不见的钉子。

他给父亲写过一封信，说请把你的孩子愉快地献给国家、民族、社会。

韩任民看完信，坐在太师椅上半天没动弹。

他当然知道儿子在干什么。

儿子的那些朋友，儿子深更半夜出门的习惯。

儿子眼睛里那种让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光，他都懂。

但他什么都没说。

1940年，韩子重从抗大毕业回到成都，打入了国民党四川省军管区。

他穿着国民党军官的制服，见了长官敬礼，见了同僚寒暄。

没有人知道，这个年轻英俊的韩参谋，每个星期天都借口郊游，跑到成都郊外的青羊宫。

把藏在鞋底里的军事情报交给地下党。

有一次，他从军管区搞到了一张军用地图。

那东西锁在机要室的铁皮柜子里，钥匙挂在值班参谋的腰带上。

韩子重趁那人上厕所的工夫，用肥皂印下钥匙形状，连夜配了一把。

凌晨三点，地图已经到了地下交通员手里。

1949年1月，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叛变。

在审讯室里坐了不到两个小时就把所有人的名字都说了出来。

特务头子徐远举看到韩子重三个字，倒吸一口凉气。

韩子重被抓时很平静。

他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文件，几个便衣特务闯进来，枪顶在他后腰上。

他放下钢笔，把桌上的文件码整齐，说了句走。

审讯持续了三个月。

特务们用尽了手段，皮鞭、老虎凳、烙铁、辣椒水。

韩子重身上没有一块好肉，左手手指被夹断三根，右腿膝盖以下的骨头碎了一半。

但他们一个字都没问出来。

每次审讯，韩子重就一句话，不知道。

声音不大，但很稳。

后来他被转到渣滓洞，关在男牢楼上七室。

那间牢房不到十平米，关了十几个人，墙角放着一个木桶当厕所。

但韩子重还是笑着。

他给难友们讲屈原，讲岳飞，还组织大家学习。

把马列主义的书拆成一页一页，藏在棉袄夹层里，趁着放风时偷偷传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渣滓洞。

难友们激动得抱头痛哭，又不敢出声。

韩子重靠在墙上，嘴角带着笑，轻声说，值了。
 
11月27日中午，特务突然打开牢门点名提人。

韩子重知道时候到了。

他站起来，整了整身上那件破衬衫，把头发往后拢了拢，跟着特务走了出去。

经过其他牢房时，他朝里面的难友点了点头。

歌乐山的山坡上，韩子重和其他几位同志站成一排。

他看见远处的长江在雾里泛着白光，听见山下传来隐隐约约的炮声。

他深吸一口气，秋天的空气里有泥土和枯草的味道。

枪响了。

韩子重倒下时，脸朝着东方。

那里有他再也回不去的成都老家，有他16岁读过书的学校，有那间点着煤油灯的破瓦房。
 
韩任民得到消息时正在书房里写字。

他握着毛笔的手顿了一下，一滴墨落在宣纸上。

他没有哭，只是慢慢放下笔，把那张纸折好放进抽屉。

三天后，蒋介石派人送来礼物和飞台湾的机票。

韩任民当着来人的面，把礼物摔在地上，把机票撕成碎片。

1950年春天，成都解放后的第一个清明节，韩任民一个人去了歌乐山。

他在烈士墓前站了很久，弯下腰，在墓碑前放了一壶酒，然后转身走了。

韩子重走的那一年才27岁。

他死的时候，离重庆解放只剩三天。

他没能看到五星红旗插上山城，但他的血，浇在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