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青海解放后，他看到解放军帽子上的红星，对站岗的战士说：“我叫廖永和，是西路军的副营长，我要归队。”
1973年，廖永和离开青海，回到安徽金寨红军休养所。此时距离他掉队已经36年。年轻时的枪伤、草原上的劳作、长期高寒生活留下的病痛，都压在一个老人身上。可人老了以后，他最常想起的仍是祁连山，而不是自己后来当了什么干部、享受了什么待遇。这个细节，比任何煽情对白都更能看清一个老红军的精神底色。
他的命运拐点出现在1937年春。那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极其艰苦的战斗，廖永和担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右腿负伤以后，他跟不上急行军，被迫离开主力。后来他又遇见11名失散人员，12个人只剩3支枪、12发子弹。放在今天，这几个数字冷冰冰；放在祁连山雪地里，那就是随时可能全部消失的一支小队。
土匪袭击又把他们逼到绝境。廖永和左腿再次中弹，连正常行走都成了问题。他不愿拖累其他同志，让多数人继续找部队，身边只留下一个14岁的通讯员何建德。两个人在山洞里熬了46天。
更值得中国人记住的，是救命者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一位蒙古族老大娘发现他们以后，送粮、送盐，又设法把已经走不了路的廖永和驮回住处。西路军失败以后，河西走廊和青海地区曾有许多失散红军得到当地各族群众掩护和救助。革命史如果只剩下冲锋和枪声，就会少掉很重要的一块：危难关头，是普通百姓一次次把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廖永和虽然活了下来，处境却谈不上自由。救他的老大娘家里受管家控制，他伤势稍好便被逼着放羊。1939年前后，他又随人到了德令哈一带。过去是营级干部，手下带着战士；转眼之间，手里只剩羊鞭。身份落差大到常人难以想象，可他没有靠编造经历抬高自己，也没有因为看不到希望就把红军身份丢掉。
1942年，他找到机会摆脱控制，在巴音河附近靠帮工谋生，还改姓“黄”隐藏经历。后来结婚生子，生活渐渐安定下来。这里恰恰最能说明问题：廖永和寻找党组织，并不是因为混不下去才想起旧身份。他已经可以继续生活，却仍然惦记原来的队伍。对他而言，“红军”不是一份职业，更不是可以拿来换待遇的履历。
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消息传到柴达木后，廖永和听说打败马步芳部队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立刻起了寻找组织的念头。按照他自己的回忆，他从德令哈一带出发，辗转18天到了塔尔寺附近。长期生活在蒙古族群众中间，他的汉语已经十分生疏，甚至很难完整听懂当地干部讲话。
找到湟中县委以后，事情并没有像故事里那样一句“我是副营长”就全部解决。县委书记尚志田听取情况，给他出具证明，让他前往西宁继续核实身份。
后来他见到了时任青海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廖汉生，并进入干部训练班学习。1950年3月，廖永和重新入党，5月结业后被安排到都兰县德令哈区工作。
这一扎就是20多年。廖永和后来在德令哈、乌兰等地工作。过去，他作为失散红军被迫替人牧羊；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回到牧区参与基层建设。两种身份前后摆在一起，历史意味很强。一个从旧社会底层挣扎出来的人，对牧民缺什么、怕什么、盼什么，比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表的人更清楚。
西路军这段历史，也不能只用廖永和一个幸存者来概括。1936年11月，西路军约2.18万人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经过数月苦战遭受严重损失，大量将士牺牲、被俘或失散。红九军政治委员陈海松1937年3月12日在梨园口战斗中牺牲，年仅23岁。
再看何建德的命运，同样很有意味。这个14岁时守在山洞里照顾廖永和的小通讯员，也活过了战争年代，后来在甘肃肃北地区工作。两个曾经在雪山里连粮食都找不到的人，竟然都等到了新中国成立。
两条腿中枪，山洞里熬46天，草原上隐姓埋名，成家之后仍旧寻找组织，这些已经足够解释什么叫信念。衣服可以从军装变成羊皮袍，名字可以暂时改掉，语言都可能变得生疏，但一个人认定的方向，没有那么容易被风雪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