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卫生部长钱信忠正在汇报工作，毛主席突然面色铁青地打断他：“听听你汇报的是什么？这还是人民的卫生部吗？干脆改成老爷卫生部好了！”正是这声怒吼，拉开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农村医疗大变革。

主要信源：（共产党员网——【中国共产党的“十万个为什么”】毛泽东为什么偏偏说自己“可以当卫生部长”？）

1965年夏天，北京中南海一间办公室里，空气突然凝固。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坐在那里，手里的汇报材料还没来得及翻到下一页。

对面的毛泽东脸色越来越难看，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钱信忠心里直打鼓，他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

突然，毛泽东把手一挥，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在地上。

这是在汇报什么？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15%的人口服务，这15%里主要伺候的是老爷。

广大农民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干脆改成城市老爷卫生部算了。

钱信忠愣住了。

他带来的材料上写着：全国一百四十多万卫生技术人员，90%在城市。

医疗经费，城市拿走75%。

这些数字他反复核对过，以为能证明医疗事业的进步。

可在毛泽东看来，这些数字恰恰证明了医疗资源的严重失衡。

钱信忠不是庸碌之辈。

他当过红军军医，跟着部队南征北战，救过无数伤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带着人防控血吸虫病，管水管粪，兴修水利。

硬是把这种横行南方多年的疫病压了下去。

毛泽东一直很看重他。

可这一次，钱信忠的汇报撞在了一根最敏感的神经上。

这根神经叫农民。

新中国从农村走来，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可医疗卫生的资源，几乎全堆在了城市。

大城市里医院越盖越高，设备越来越先进，医生越培养越精。

而农村呢？

农民头疼脑热只能硬扛，碰上大病，很多人连县城都去不了，就在家里躺着等死。

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待过多年，见过太多这样的悲剧。

他不能容忍建国十几年了，这种情况还没有根本改变。

毛泽东不是光发脾气不给办法。

他指着钱信忠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

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上海川沙县最先动起来。

1965年夏天，江镇公社办了个医学速成培训班。

学期四个月，教的是一些最基本的医学常识和常见病的处理方法。

学员大多是贫下中农子弟，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

其中一个叫王桂珍的姑娘，学得格外认真。

她后来背着药箱走村串户。

农民看她卷着裤脚下地干活，放下锄头就给人看病，就管她叫“赤脚医生”。

这个叫法后来传遍全国。

湖北长阳县有个叫覃祥官的乡村医生，琢磨出一个更厉害的办法。

他让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块钱，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里补五毛，凑成医疗基金。

群众看病每次只交五分钱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

药从哪里来？

他带着人自己种药材，自己采药，自己制药。

他把这叫作“三土四自”。

土医、土药、土方，自种、自采、自制、自用。

这个办法在湖北传开了，毛泽东知道后，让中央发文在全国推广。

到1977年底，全国85%的生产大队都搞起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达到一百五十多万。

这些年轻人背着药箱，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在田埂上、在农舍里穿梭。

他们不一定能处理复杂的大病。

但对付伤风感冒、拉肚子、小外伤这些农村最常见的毛病，足够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农民自己人，不离开农村，不嫌弃条件差，农民也养得起。

1981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7.8岁。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那些光着脚、卷着裤腿、药箱里装着银针和中草药的年轻人、

用最朴素的方式，把“看病难”这三个字在中国农村第一次撬开了一道缝。

毛泽东当年发的那通火，说到底不是冲着钱信忠个人去的。

他气的是一个国家花了那么大力气培养医生。

结果医生全挤在城市里，农村的农民还是没医没药。

六二六指示催生的那场变革，让医疗资源的天平重新往农村倾斜了一点。

虽然远远谈不上完美。

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它让亿万农民第一次感受到，生病了，有人管了。

那些赤脚医生踩在泥土上的脚印，后来被一条条水泥路覆盖了。

但他们走过的地方，庄稼还在长，人还在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