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1948年底，卫立煌已经被中共中央列入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按普通人的想法，既然自己都榜上有名，哪里还敢主动求人保护家眷？卫立煌偏偏写出了这封信。这至少说明一点：经过十多年接触，他相信共产党处理他的政治问题是一回事，保护老人和普通家属又是另一回事。
这种信任不是1949年突然冒出来的。卫立煌真正认识共产党，要从全面抗战时期讲起。1937年忻口会战前后，华北抗战进入极为艰苦的阶段，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和八路军敌后作战相互配合。卫立煌身处抗日前线，对八路军到底能不能打、日本军队到底怕什么，比坐在后方的人看得更直接。
1938年4月17日，他到了延安。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因为那时全面抗战还不到一年，中国到底能不能长期坚持，国内存在不少悲观声音。卫立煌与毛泽东谈的核心也是抗战战略、山西战局和国共合作。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主动跑到延安了解八路军，本身就说明他更关心怎样打日本，而不是党派门户。
判断一个将领不能只听他说什么，还得看他肯不肯拿出自己的家底。卫立煌4月19日抵达西安后，很快批准向第十八集团军拨发100万发步枪子弹、25万枚手榴弹、180箱牛肉罐头，另外还有52部电话、3个师的夏装和大量医疗用品。抗战年代，一百万发子弹不是礼节性表示，而是可以真正送上战场的物资。
这也是评价卫立煌时必须守住的历史尺度。他当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后来也参加过反共内战，这部分历史不能替他抹掉；可是在民族危亡时期，他坚持抗日、支持八路军作战，同样不能因为后来的政治立场而一笔勾销。历史评价最怕的就是只认标签，不认事实。
到了1948年的东北战场，卫立煌的人生已经转进另一个方向。他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形势迅速恶化，他与蒋介石在战略安排上又存在严重分歧。辽沈战役结束以后，东北国民党军主力覆灭，卫立煌也失去了政治资本。昔日统兵一方的高级将领，很快成了蒋介石眼中的失败者。
所以1949年的那封求助信，还有一层经常被忽略的背景：卫立煌已经看到了国民党统治的败局，却没有立即成为共产党方面的人。他仍然处在旧身份与新时代之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把85岁的母亲和数十名家属托付给共产党方面，这个动作比后来附会出来的许多煽情对白更值得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双方关系又向前迈了一步。1949年10月，身在香港的卫立煌向北京发出贺电。毛泽东10月15日作了回复。一个几个月前还在战争罪犯名单上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能够公开向新中国表示祝贺，这已经不是普通的人情往来了，而是卫立煌政治选择开始变化的明确信号。
但他真正迈过那道门槛，又用了五年多。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与夫人韩权华从香港经澳门进入广州。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中央提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希望团结海外爱国人士。卫立煌恰恰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较早返回大陆的国民党嫡系高级将领之一。
他回来后做的第一批事情中，就包括撰写《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卫立煌在文中明确谈到台湾是中国领土，并呼吁过去的袍泽认清局势。放到20世纪50年代的台海背景下看，这当然具有鲜明政治意义：北京希望通过卫立煌这样的旧国民党高级将领，向台湾地区军政人员传递一个信号——只要站到民族和国家利益一边，回头的大门并没有关闭。
北京对他的安排也很有意思。3月17日，他收到欢迎电报，对方没有催他立刻进京，而是建议他沿途看看情况。于是卫立煌先后到杭州、上海等地参观。到了4月初，因为周恩来即将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他才提前结束行程赶往北京。4月6日，周恩来、邓颖超设宴欢迎卫立煌夫妇。
真正具有历史意味的一幕发生在4月25日。卫立煌再次与毛泽东见面，距离1938年4月17日延安相见已经过去17年。这17年中间隔着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次见面时，两人因为抗日走到一张桌子旁；第二次见面时，卫立煌已经主动回到大陆。个人命运的转折，背后其实就是中国历史方向的巨变。
此后，卫立煌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给了一个旧将领多高的职位，而是新中国处理这批历史人物的思路：过去有过什么问题，可以按照历史事实评价；抗日有功，也照样承认；只要愿意站到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一边，就仍然能够参与国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