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兴宗要求宋朝割地才肯议和，但宋朝使臣富弼坚决拒绝。辽兴宗又要求和亲，富弼说：“和亲容易产生矛盾，我朝长公主出嫁也就十万缗的嫁妆，不如我朝每年多送点岁币（钱）给北朝。”

这场谈判发生在北宋庆历二年，彼时大宋正深陷和西夏的战事当中，接连几场大规模交锋都没能取得上风，朝堂内外压力重重。

辽国瞅准北宋双线承压的时机，在边境集结部队制造军事威慑，派出使者递交文书，以收回旧日领地为借口，逼迫北宋做出让步，这便是宋辽之间又一轮关键外交博弈的开端。

面对辽国咄咄逼人的姿态，北宋朝堂分化出不同声音。

一部分官员主张强硬对抗，整饬边防做好应战准备；但更多人清楚，一旦辽宋战火再起，西边西夏再趁机发难，王朝就会陷入两面受敌的险境。

宋仁宗权衡利弊之后，选择派遣富弼作为全权使者奔赴辽国，希望以外交途径化解危机，尽量避开大规模战争。

抵达辽国之后，富弼并没有被对方的武力恫吓所裹挟。

辽兴宗起初咬定，关南十县本就是辽国先辈的故土，理应归还。富弼从容回溯过往的政权更迭，点明这片土地几经易手，早已是数十年前的旧事，如果人人都拿前代疆土说事，那么边境永无安宁之日。

一番有理有据的辩驳，让辽兴宗在领土诉求上找不到站得住脚的理由，才转而抛出和亲这一备选方案。

富弼点破和亲的现实短板，公主出嫁带来的财物十分有限，还会滋生两国之间新的猜忌摩擦，相比之下增加岁币反而更能满足辽国的实际收益。

他进一步向辽兴宗剖析利害，倘若两国开战，就算辽国侥幸取胜，战争损耗也由整个国家承担，军中将领反倒能借着战事捞取好处；若是维持和平，每年送来的金帛可以直接归辽朝君主支配，还能凭借安定局面稳固自身统治根基。

这番话戳中辽兴宗的内心考量，他本身并没有全力南下开战的决心，更多是借着外部交涉缓和本朝内部矛盾。

领土、和亲两项诉求接连碰壁，辽兴宗便把谈判焦点全部放在岁币上面。双方接下来又在文书用词上发生激烈争执，辽国想要把岁币的相关表述改成带有尊卑从属意味的字眼，变相压低北宋的外交地位。

富弼对此寸步不让，强调宋辽自盟约订立起便是兄弟相称，绝对不能接受暗含臣服含义的文字，甚至放出宁可终止谈判走向战场，也绝不签下屈辱条文的态度。

几番来回拉扯之后，双方终于达成共识。

北宋在原有盟约基础之上增加每年输送的银绢数量，辽国彻底放弃索要土地、求取联姻的诉求，同时承诺会对西夏施加约束，减少西夏对北宋边境的侵扰。

这份协定达成之后，宋辽之间再度维持长期的安稳局面，北方边境百姓得以远离战火，两地商贸往来也继续正常运转。

站在后世视角来看，这次外交斡旋算不上完美结局，北宋付出了更多的经济成本，却守住了国土完整，避开两线作战的巨大风险。

富弼身处敌营，数次直面强权，不卑不亢守住底线，依靠口舌周旋化解兵戈，也成为古代外交史上十分经典的案例。

可这也暴露出北宋当时的现实困境，单纯依靠财物换取和平终究只是权宜之计，王朝内部军备、财政上的诸多隐患，并没有随着一纸和约彻底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