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1年，由于同僚嫉妒和上级打压，屡立战功的刘整感慨道：“不是我辜负了大宋，而是大宋辜负了我！” 于是他投降蒙古并向大汗忽必烈献上了灭宋方案，忽必烈欣然接受，南宋由此进入灭亡倒计时。

刘整原本并非土生土长的南宋本土人士，金末战乱时期，他才辗转南下投奔南宋阵营，归入名将孟珙麾下效力。

此人胆识过人，作战勇猛，战场上屡屡立下显赫功绩，一步步成长为镇守川蜀边防的核心将领，手握泸州一带的军政大权，负责南宋西线的防御重任。

可就是这样一位在前线拼死御敌的战将，却始终逃不开南宋军中盘根错节的派系纠葛。彼时朝堂内外风气浑浊，文臣与武将互相猜忌，南北出身的将领之间矛盾重重，不少本土将领忌惮刘整的战功与地位，想方设法处处对其进行掣肘排挤。

手握实权的吕文德等人，对刘整的崛起心存忌惮，不断罗织各类名目进行打压，甚至打算借核查军费的由头构陷治罪。刘整察觉到危机之后，多次派人赶赴都城递交申诉文书，可这些诉求全部被朝堂内部的敌对势力拦截，根本送不到皇帝手中。

目睹另外两名战功卓著的同僚，仅仅因为得罪权贵，就惨遭罗织罪名迫害致死，刘整内心的不安被无限放大。他清楚继续留在南宋，等待自己的只会是莫须有的罪名，即便一身战功，也难以保全性命，万般无奈之下，他选择献出驻守的城池归降蒙古。

这次归降带给南宋的冲击，远不止损失一座边防重镇那么简单。

常年驻守川蜀荆襄前线的刘整，对南宋整套边防布局、兵力排布、粮草转运路线，还有各路守将的行事风格都了然于心，这些关键的防务信息，全部被带到了蒙古一方。

在此之前，蒙古大军多次南下征伐，始终被南宋的山城要塞与长江水系牢牢牵制，骑兵优势在水网密布的江南很难发挥，不管强攻川蜀山地，还是在两淮地区推进，都很难取得决定性突破。

刘整结合自己多年的实战认知，向忽必烈点明南宋防御体系的命门所在。他提出，想要拿下江南，不必分散兵力到处进攻，应当集中力量攻打襄阳与樊城。这两座城池坐落于汉江中游，属于南北之间的交通枢纽，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屏障。

一旦襄樊失守，整条长江防线就会被拦腰切断，川蜀将和江南朝廷失去联系，元军还能顺着汉水驶入长江，顺流直下威胁江南腹地。

除此之外，刘整还看清蒙古军队最大短板就是水上作战能力薄弱。南宋能够长久依靠长江固守，很大程度依仗自身成熟的水师力量。

为此他主动主持建造大量战船，系统训练大批熟习水战的士兵，帮助蒙古从零搭建起一支规模可观的水上作战力量，补齐了长久以来的军事短板。

忽必烈接纳了这套完整的作战构想，调整了整体南征的部署，把主要兵力调配到荆襄区域，开启了持续数年的襄樊攻防作战。

元军没有急于强攻城墙，而是在外围修筑堡垒据点，慢慢完成水陆两面的封锁，截断襄樊两地对外的物资补给与外部援军通道。南宋朝堂内部反应迟缓，救援行动屡屡受挫，权臣把控朝政，前线的危急状况甚至被刻意遮掩。

数年围困之后，樊城率先被攻破，襄阳守将眼见外援断绝，城池再也无力支撑，只能够开城出降。襄樊的陷落，直接击碎了南宋苦心经营多年的防御体系。长江天险失去屏障，元军水陆两军顺着江水向东推进，沿途城池接连失守，南宋朝廷的生存空间被持续压缩。

可惜的是，刘整本人没能亲眼见证王朝更迭的最终时刻，在南宋都城被攻破之前，他便染病离世。但他生前规划的进攻路线、亲手打造的水师部队，依旧按原有计划继续向前推进。纵然南宋军民当中，依旧有不少人奋勇抵抗，可整体战局已经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