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傅斯年接手北大,一口气清退30多个当过汉奸的教授。哪怕容庚是学界泰斗,他也直接轰出校门。更绝的是,一句话戳穿周作人,让鲁迅这位亲弟弟瞬间成了众人的笑料。
1945年9月,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胡适还在美国,回不来,就让傅斯年代理。傅斯年本不想干,他推荐的是胡适,自己只愿做个"打前站"的。可就是这个代理校长,干了一件比真校长还硬的事——把伪北大的教员一锅端。
什么是伪北大?1937年北平沦陷后,日本人扶持伪政权,在北大原址办了一所"北京大学"。留下来的教授,有的是走不了,有的是不想走,有的干脆高高兴兴上了岗。
周作人就是其中官做得最大的,当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说白了,就是日本人管教育的代理人。
傅斯年到北平下飞机,第一句话不是问校园怎么样,是问来接他的陈雪屏:"你跟伪北大的教员有没有来往?"陈雪屏说只在必要场合见过。
傅斯年当场脸就沉了:"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这话搁今天听着狠,可在1945年,刚从八年抗战里熬出来的人,都懂这个分量。
他随即公开放话:"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组织的人插足其间。"又给夫人俞大彩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注意"扫荡"两个字,他用的是打仗的词。在他眼里,这不是人事调整,是一场战役。
容庚第一个撞上来。容庚是谁?考古学界泰斗,金文研究的大家,在当时的学术圈里是响当当的人物。
他在伪北大任过职,抗战胜利后觉得自己学问大、资格老,北大总得给个面子。他专程跑到重庆找傅斯年,想当面说说情、理论理论。
傅斯年见了容庚,没寒暄,没让座。据北大校友网记载,他当场拍案而起,指着容庚的鼻子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说完命人把容庚架了出去。第二天,容庚登报声明跟北大脱离关系。一个学界泰斗,就这么被轰出了校门。
我个人觉得,傅斯年不是不懂容庚的学术价值。他自己就是学者,史语所所长,他比谁都清楚容庚在金文领域的分量。
但他更清楚一件事:学问再大,大不过民族大义。如果因为一个人学问好就放过他,那等于告诉所有后来人——只要你有本事,底线是可以踩的。
周作人比容庚更难缠。周作人是鲁迅的亲弟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也是傅斯年的老师辈人物。
他看到傅斯年对记者的谈话后,不但没有丝毫悔意,反而以老前辈的姿态给傅斯年写了封信,要求特殊照顾。信里还撂下一句话:"你今日以为我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
这话很毒。意思是你今天说我是汉奸,将来政治风向变了,说不定别人也说你是汉奸。周作人打的算盘是把水搅浑,把民族立场问题偷换成党派斗争问题。
傅斯年的回复,我认为是整篇文章里最见功夫的一笔。他说:"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这句话厉害在哪里?厉害在他把两个概念彻底分开了。党派之争可以翻案,因为那是内部的事;但汉奸不行,汉奸是民族立场问题,是跟外族侵略者合作的事,这个账一旦记下,就没有翻案的可能。
周作人想混水摸鱼,傅斯年一刀把水劈清了。周作人当天在日记里写了四个字——"又闻驴鸣"。他不服,但他没办法。
前后算下来,傅斯年清退了三十多个在伪北大任过职的教授。有人说他太狠,有人说他不近人情。
可你换个角度想,如果这些人留下来,北大的讲台会变成什么样?学生们坐在下面,看着一个曾经给日本人办事的教授讲民族文化,这课怎么上?这书怎么读?
周作人后来被判刑,容庚南下广州,去了岭南大学。傅斯年把北大"打平天下"之后,把校长位子交给了回来的胡适,自己功成身退。
他在给太太的信里说:"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这话不谦虚,但说的是实话。
八十年过去了,傅斯年骂人的声音早就散了,但他守住的那条线还在。这条线不在教科书里,不在口号里,在每一个读书人面对诱惑和压力时的选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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