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期间，凯丰来找聂荣臻，一谈就是半天，他想让聂荣臻在会上支持博古，博古的支持率太低了。聂荣臻是红一军团政委，如果他能支持博古，对博古大大有利。聂荣臻却严词拒绝了他的要求。
 
1935年1月，红军进驻贵州遵义，马上就要召开决定红军命运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
 
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途湘江血战之后，红军损失惨重，很多一线指挥员，对博古、李德那套军事指挥，意见非常大，开会之前，博古这边心里也清楚，会上自己支持的人不多，形势对他很不利。
 
凯丰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属于站在博古一边的人，他知道，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要参加这次会议，红一军团是红军的主力部队，聂荣臻说话分量很重，如果聂荣臻在会上表态支持博古，就能帮博古争取不少局面，改变现场力量对比。
 
于是，开会前后，凯丰多次找到聂荣臻，两个人一谈就是半天，凯丰直白提出，希望聂荣臻在遵义会议上站出来，发言支持博古。
 
这件事不是私下简单聊两句，是实实在在的游说工作，凯丰反复讲道理，劝聂荣臻，但聂荣臻当场就明确拒绝了这个请求，没有松半点口风。
 
凯丰这么做，也是想在开会前多争取军团级将领，尽量挽回博古的劣势，但他忽略了一点，一线带兵的人，天天在战场上拿人命换教训，看得是实打实的打仗结果，不是人情面子，仗打成什么样，指挥员心里都清清楚楚，不会随便因为别人劝说就改变立场。
 
谈话结束之后，凯丰回去就跟博古汇报，说了一句：“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时间到遵义会议正式召开，会期三天，会上大部分参会人员，纷纷批评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聂荣臻也在会上公开发言，批评李德的瞎指挥，明确支持改变中央军事领导，赞成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还提出红军应该向川西北发展，建立新根据地的建议，这个建议后来被会议采纳。
 
整场会议二十位参会人员，只有凯丰一个人公开坚持站在博古、李德这边，就算这样，凯丰也只能自己表态，没能拉来任何一位军团将领帮博古说话。
 
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凯丰会前到处找人游说，效果基本等于零，各个在前线打仗的将领，看的是红军的伤亡、部队的处境，不是看上层熟人关系，到了生死关头，大家分得清什么是大局，什么是私人情面。
 
会议最后形成决议，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博古不再担任最高负责人，确立新的军事指挥体系，红军从此扭转被动的局面，长征慢慢走出低谷。
 
遵义会议开完，凯丰虽然一时没有想通，但之后经过长征路上实际斗争，慢慢转变思想，不再坚持之前的错误观点，后来也继续在党内承担工作，而聂荣臻，始终坚持从战场实际、红军生存大局出发，没有在大关口做妥协让步。
 
站在后人角度看，这次谈话看着只是两个人私下聊天，实际上是遵义会议前很关键的一幕。
 
那个时候，红军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口，每一个高级将领的态度，都会影响会议走向，聂荣臻没有被游说打动，守住了原则，就给正确路线多添一份力量，很多历史转折点，不光是会上激烈争论，会下这些来往接触，同样见证人心向背。
 
回看凯丰找聂荣臻游说这件小事，就能看懂遵义会议为什么能成功，它是大批一线将领，亲眼看见错误指挥带来惨重损失之后，做出的集体选择，聂荣臻拒绝人情游说，不看上下级情面，只看革命现实，这就是共产党人讲原则的体现。
 
大是大非面前，最怕顾及人情关系而回避真相，凯丰的游说虽然失败，也侧面证明，教条主义已经失去一线部队的人心，历史关键时刻，能不能抛开个人亲疏，以大局为重，恰恰考验一个人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