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4月的新桂系，摊子铺得很大：李宗仁坐镇南京，白崇禧在北平，黄绍竑在广西，武汉前线还有胡宗铎、陶钧、李明瑞等一批能打的将领。
蒋介石想动手，但没有必胜把握。真正让桂系这副牌一夜之间烂掉的，是武汉前线第七军主力突然倒戈。领头的人，不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而是新桂系自己培养出来的将领——俞作柏。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到这一段，仍把俞作柏视为桂系崩溃的祸首。

俞作柏是广西北流人，和黄绍竑、白崇禧同是保定军校三期出身。新桂系还在梧州起家的时候，他就在黄绍竑手下做带兵官，后来一路做到旅长、师长。1924年到1925年统一广西，俞作柏这一路打得最凶，南宁之战他率先入城。
新桂系整编后，他是第七军主力部队的指挥官，说他是新桂系的功臣，一点不过分，但他始终不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那个核心圈子里的合伙人。
俞作柏是黄绍竑的旧部，而黄绍竑在桂系内部与李、白又有一段微妙的距离。这种关系，决定了他用你时是主力，不用你时就是异己。
俞作柏和新桂系的裂痕，最早来自政治路线。他在广西搞农运，同情工农，和主持广西政务的黄绍竑矛盾很深。
1927年“四一二”以后，广西清党杀人，俞作柏公开反对，还掩护过一些共产党人，包括他的弟弟俞作豫。黄绍竑要收拾他，俞作柏丢下兵权去了香港。李宗仁当时在北伐前线，没有替他说过话。
黄绍竑在《五十回忆》里对俞作柏的评价很不客气，大意是这人志大才疏，左倾幼稚，容易受人挑动。白崇禧在晚年访问纪录中说得更不客气，说俞作柏有野心而无定见，容易被人利用。李宗仁回忆录里则把俞作柏的倒戈，归结为受了利用，背叛了团体。桂系大佬们把他定为异端，不只是因为个人恩怨，更因为俞作柏碰了他们最忌讳的东西——联共。

俞作柏自己不服。他认为新桂系北伐以后就变了，李宗仁、白崇禧忙着和蒋介石争天下，黄绍竑在广西杀工农，自己才是真正遵守孙中山遗教的人。他晚年几乎不谈当年，偶尔被问起，只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这话是不是原话不好说，但他一生的选择，确实没有离开这四个字。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找上俞作柏。俞作柏要报仇，蒋介石要拆桂系的台。俞作柏带着蒋介石给的军费和委任状，秘密跑到武汉，找到他的表弟李明瑞。
李明瑞是桂系第七军副军长兼主力师长，北伐一路打到山海关，但和胡宗铎、陶钧这些湖北籍将领有矛盾。桂系在武汉重用胡宗铎、陶钧，广西籍将领早有怨言。李明瑞是广西人，打仗最狠，升迁却不如胡、陶。
俞作柏抓住这一点，加上亲戚关系，三言两语，李明瑞阵前倒戈。武汉前线的桂系大军几乎没放几枪就垮了。李宗仁从上海逃香港，白崇禧在北平被唐生智旧部逼迫，最后由廖磊护送南逃。这一战，让新桂系从北伐以来的巅峰直接摔了下来。

俞作柏回到广西，当上省政府主席，李明瑞掌军。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顶点，也是最短命的顶点。
他上任后释放政治犯，恢复农会，请来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等共产党人，把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交给他们。
俞作柏想学武汉政府那一套，既反蒋又联共，但蒋介石不会让他坐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更不会。
1929年10月，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南宁通电反蒋，联合张发奎。中共方面劝他不要那么急，他听不进去。蒋介石早就用钱收买了他手下的吕焕炎、杨腾辉。通电一发，部下倒戈，俞作柏从南宁退到龙州，最后经越南出走香港。
俞作柏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掌权。李明瑞和俞作豫没有走，留下来参加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李明瑞后来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1931年在苏区肃反中被错杀；俞作豫1930年牺牲。俞作柏自己则长期闲居香港，抗战时期回过广西，挂过参议之类的闲职，但李宗仁、白崇禧再没有给过他任何实权。1949年后他没有去台湾，1955年回到广州，做了政协委员，1959年病逝。

同时代人对俞作柏的评价，分裂得很厉害。
桂系这边，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几乎众口一词，说他叛变、左倾、不可靠。白崇禧在晚年访问中说起俞作柏，仍然摇头，认为他有野心而无定见，易为人利用。程思远在《政海秘辛》里稍微公允一些，把俞作柏的出走更多归因于桂系内部的路线冲突，不是单纯的争权。
共产党方面则是另一种评价。
张云逸回忆广西那段经历时，说俞作柏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对工农运动是真诚支持的。在党的历史文件里，俞作柏一般也被肯定为国民党左派，在白色恐怖中帮过共产党的忙。百色起义的史料里，俞作柏通常被称为“进步人士”或“国民党左派”。

李宗仁、白崇禧对俞作柏的恨，不只是因为1929年那场倒戈，更因为俞作柏戳穿了新桂系“兄弟同心”的神话。新桂系对外总说自己是团结的，实际上李、白、黄各有系统，俞作柏就是被排挤出去的。李宗仁在回忆录里一再强调俞作柏背弃了同乡和旧部的情分，这恰恰说明他们那套政治伦理，不是主义，不是政策，而是乡谊和私交。
1959年俞作柏在广州去世，李宗仁远在美国。
两个人从1929年武汉那场倒戈之后，再没有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