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作品习惯美化过往的时候，《重器》选择直面法治初创期的种种阵痛，不渲染爽感，不强行圆满，还原真实复杂的时代切面。

1979年国内立法工作全面恢复，结束长久缺少刑法的历史。可制度搭建只是第一步，真正把法条落实到广袤的基层乡村，要跨越重重难关。八十年代的基层，硬件条件跟不上，人员储备不足，普通老百姓几乎没有接触现代法律的机会。

开庭不等于理性审判，更像是一场民间的情绪宣泄。旁听村民凭着自己的好恶评判是非，不在乎证据与流程。被告还没有得到宣判，就要承受当众的羞辱。证物保管、审讯流程，方方面面都存在漏洞，这都是有据可查的真实历史场景。

剧中十几个核心案件，每一件都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玩具枪误伤人命，人证缺失，严打背景下抢劫罪可以判处死刑；男女私情引发死亡，舆论沸腾，当事人一心求死；长期家暴的妇女，为保护女儿杀人却不敢说出全部隐情。

每一起案件都存在可以商榷的空间，但现实之中却很难拿到理想结果。法律工作人员夹在法条、民情、当事人意愿中间左右为难。年轻人坚持程序正义，老一辈看见眼前急迫的治安危机，两种思维不断碰撞。

剧集不会去下简单的结论，不会简单判定哪一方完全正确，只是把当时的困境完整呈现。严打压制住猖獗的犯罪，同时制造出新的遗憾；法律带来公平的希望，却对抗不了盘根错节的乡土旧俗。正是这无数的矛盾与遗憾，推动司法一步步向前迭代，看懂这些，才算读懂法治进步的来之不易。电视剧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