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值班时不慎打瞌睡，醒来后连忙当面埋怨毛主席：我打瞌睡，您咋不叫我呢？
1950年代北京丰泽园，机要秘书高智值班时打了个盹，醒来后才发现，毛主席已经替他处理了部分文件。高智有些惭愧，脱口说道：“我睡着了，您怎么没有叫我？”毛主席没有责怪，只是平静地说，值班也不能把人累坏。
这件小事之所以被高智记了多年，并不只是因为一次瞌睡。机要秘书接触的是重要文电，责任极重；而毛主席夜间办公、白天休息，秘书必须轮流值班，工作节奏与常人不同。高智的困倦，恰恰让人看到那种高强度工作中的真实一面。
高智1928年出生于陕西佳县。少年时期，他在绥德求学，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离开学校前往延安，进入中央机要科工作。那时的机要工作看似不在前线，实则牵动全局，一份电报能否及时传递，直接关系着部队调动和战场判断。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党中央主动撤离这座革命圣地，转入陕北开展艰苦的陕北转战。高智所在的机要系统也随中央机关行动。窑洞、村庄、山路之间，文件传递不能中断，密码通信不能出错，工作人员往往刚放下行李，便要重新投入工作。
这段经历给高智留下的，不只是辛劳，还有对纪律和保密的切身体会。机要人员不能凭兴趣办事，也不能因环境艰苦而降低标准。正是在这样的磨炼中，他逐渐从一名年轻工作人员，成长为能够承担更大责任的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机关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机要事务却更加繁重。1952年，高智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1953年初，中央机要科主任叶子龙提出，让他担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高智起初有些犹豫，认为自己资历尚浅，叶子龙便让他先试一试。
秘书工作不是简单传递文件。文件的轻重缓急、领导的工作安排、来往文电的保密，都需要极强的判断力。高智与罗光禄轮换值班，逐渐熟悉了毛主席的办公习惯，也摸索出一套严谨而有效的工作方法。毛主席批阅文件时十分投入，秘书稍有疏忽，便可能影响整个工作流程。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生活上却很体谅人。高智值班打瞌睡的那次，毛主席没有把他叫醒，而是自己先处理了手头事务。这并不意味着机要工作可以松懈，而是说明严格要求与体恤下属并不矛盾。真正的信任，往往建立在长期可靠的工作表现之上。
毛主席生活简朴，也常常影响身边人。衣物能够继续穿，就不轻易更换；生活管理员武象廷准备了不合时令或价格偏高的蔬菜，也会受到提醒。这样的细节并非闲谈，而是当时中央机关生活管理的一部分，体现了领导人对物资和公款使用的谨慎态度。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韶山，高智随行。到了1960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那天，席间谈到干部不能长期只在机关工作，应当到基层去。高智率先表示愿意回陕西。这个选择并不轻松，离开熟悉的中央工作环境，意味着重新面对地方事务和实际问题。

1962年4月19日，高智调回陕西工作。多年近身服务积累的经验，需要转换成地方调查、政策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离开毛主席身边后，他仍曾通过书信汇报情况。1965年1月外出访问期间，他还在北京见到毛主席，作了工作汇报。
1976年毛主席逝世，高智一度未能立即赴京参加悼念，后来得到允许才前往北京。对曾经长期在身边工作的秘书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告别，也使许多共同经历重新浮现。2016年，高智谈及毛主席时，仍表达了深切思念。那句关于“打瞌睡”的往事，也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