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宋时轮在组织同意后，与小姨子郑晓存成婚，她是宋时轮第二任妻子郑继斯的亲妹妹。这次婚姻，不仅是宋时轮和郑晓存的意愿，也是郑继斯的遗愿。

1971年夏，宋时轮把郑晓存接到了北京。

离郑继斯去世，已经过去四年。
1967年，郑继斯病逝前留下过一项具体托付，希望丈夫把自己的妹妹郑晓存接到北京，多加照顾。若把后来的婚姻只归结为这句临终嘱托，就会漏掉中间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宋时轮没有马上再婚，也没有立即把郑晓存接到身边，他独身生活了四五年。

这四五年，恰恰决定了这段婚姻应该怎样理解。

郑继斯是宋时轮的第二任妻子。两人1941年结婚，此后二十多年，宋时轮长期在军队和战场之间奔波，郑继斯承担了大量家庭事务。

她去世时，宋时轮已经六十岁。
对这个家庭来说，失去郑继斯，留下的不只是情感上的空缺，还有现实生活中的断裂。她临终惦记妹妹，希望丈夫以后给予照应，这一层关系很清楚。

可“照顾妹妹”和“娶妹妹”，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1967年那次托付已经等同于一次婚姻安排，后来四年的独居便很难解释。宋时轮当时并未把亡妻的话直接变成再婚决定。

直到1971年夏，他才把郑晓存接到北京。

由此开始，两个人才有了持续相处的现实条件。
郑晓存进入这个家庭时，身份首先仍是郑继斯的妹妹。她与宋时轮之间原有的是姻亲关系，是姐姐留下的一项家庭牵挂。

共同生活以后，这种关系才发生变化。
这一步不能被省略,因为它决定了1972年的婚姻究竟是谁的选择。

郑继斯的托付提供了起点，却没有替两个仍然活着的人作出最后决定。

宋时轮愿不愿意再婚，郑晓存愿不愿意从妻妹变成妻子，都只能由他们自己面对。尤其是郑晓存，如果只把她写成姐姐“留下来”的人，她在这桩婚姻中的意愿便被抹掉了。1971年至1972年的这一年，正是她从被照顾的亲属走向婚姻当事人的过程。

1972年，两人经过组织批准，正式结婚。
“组织批准”也有自己的边界。宋时轮是高级军队干部，婚姻需要履行相应程序，但组织批准只能证明这桩婚姻获得了组织上的同意，不能反过来理解成组织替他安排了对象，更没有可靠依据说某位领导亲自撮合。

真正提交到组织面前的，是宋时轮与郑晓存已经形成的婚姻意愿。

这样一来，1967年、1971年和1972年三个时间点便连成了一条完整的线。

1967年，郑继斯留下的是对妹妹生活的牵挂；1971年，宋时轮把这项托付落实为具体行动，把郑晓存接到北京；1972年，共同生活后的两个人把已经变化的关系推进到婚姻，并取得组织同意。三件事前后相关，却分别承担不同作用。少掉任何一环，都会把一段五年的生活压成一句“亡妻安排”。

这段时间里，宋时轮自己的处境也在变化。

1972年10月，他出任军事科学院院长，重新承担重要的军事科研领导工作。

婚姻与职务变化都发生在这一年，但两者没有可证明的因果关系。把它们放在一起，更能看出宋时轮当时生活的两条线：一条是工作重新进入重要岗位，一条是失去郑继斯数年后，家庭关系终于重新稳定下来。

这里也能看出郑继斯“遗愿”真正能够抵达的地方。

她没有留下可以替代后来婚姻决定的一纸安排。她能做的，是在生命末尾把自己牵挂的妹妹托付给共同生活二十多年的丈夫。

几年以后，宋时轮终于把郑晓存接到北京。再过一年，两个人因为自己的感情走进婚姻。结果确实延续了郑继斯希望妹妹得到照顾、两人能够相互扶持的愿望，但从托付走到婚姻，仍然经历了时间、相处和双方选择。

后来，郑晓存成为宋时轮的第三任妻子，陪伴他度过晚年。1991年，宋时轮去世。

若只看1972年的结婚结果，这是一桩颇为特殊的婚姻；把时间往前推到1967年，再慢慢走过那四五年，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姐姐留下一个托付，丈夫隔了多年才兑现其中最明确的一部分，妹妹来到北京，两个原本由郑继斯连接的人开始共同生活，关系随后发生变化。

1971年夏天那次接京，才是整件事真正的转折。
郑继斯留下的愿望在这里落了地，而属于宋时轮和郑晓存自己的婚姻，则是在此之后才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