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的麻烦还在延续。

许家印留下的旧账，又被翻出来了。

在香港的法庭上，法官驳回了盈佳国际的全部申请，允许恒大清盘人推进清盘程序。

追讨金额约59.7亿港元。

但这个判决最有意思的不是这笔近60亿的巨额债务——毕竟60亿对于恒大留下的烂摊子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是盈佳在法庭上给出的解释：

这笔钱虽然被写成贷款，但只是临时过桥，两边的管理层都心知肚明，它不需要真的还给恒大。

代表恒大广大债权人的清盘人当然不认。

在他们看来，合同写的是贷款，账上记的是应收款，钱也确实划了出去。如今借款逾期，债务人就该还钱。

至于当年有没有内部默契，对于如今的清盘人来说不重要。

不过借了60亿这么一大笔钱，但双方管理层却默契约定不用还。听起来很荒唐，但对于许家印时代的恒大来说，似乎是合理的。

过去，恒大依靠复杂的公司网络和资金调度，把一笔笔钱快速送到最需要输血的地方。只要许家印还坐在控制室里，很多安排就能靠内部指令和彼此默契运转。

但恒大破产后，这一套调度资金的体系就跟着崩盘了。

这些曾经不用也不能说透的安排，现在都要重新回答最朴素的问题：这笔钱，上哪去？由谁还？

50亿资金转了一圈

这起案件将成为揭开恒大旧账的钥匙。

而要弄清楚整个案件，以及恒大操作资金的手法，先要认清盈佳一方的三家公司。

盈佳国际置业由王丽华全资持有。和益荣和鸿昌国际则由王开国控制。凯隆置业和国雄控股则是许家印旗下。

判决书披露，王丽华与王开国是朋友兼业务伙伴。

而整件事始于恒大汽车的一次定增。

2021年1月24日，和益荣同意以每股27.3港元，认购恒大汽车约1.83亿股新股，总价约50亿港元。

认购协议签了，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

毕竟，50亿港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主要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和益荣一方来说，如何把这笔资金用于香港的股票认购，成了整个交易的关键。

用常规方法走流程的话，程序繁琐，审批漫长，恒大等不起。

于是，2021年3月，两份金额、期限和计息方式几乎完全对应的借款合同出现了。

第一份合同发生在香港。

恒大旗下国雄控股同意借给盈佳国际置业50亿港元，贷款期限为两年。如果在期限内一次还清，就无须支付利息；如果到期不能一次还完，则要从放款之日起，按照4%的年利率计息。

与此同时，内地又签署了另一份方向相反的合同。

和益荣同意向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等值50亿港元的人民币贷款，期限和计息方式与香港那份合同基本一致。恒大指定的收款方，是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

到了2021年4月7日至9日，两条资金线同时启动。

香港一侧，国雄控股连续三天分三笔，将合计50亿港元打入盈佳国际置业账户。

内地一侧，和益荣也连续三天分三笔，将约42.04亿元人民币汇入凯隆置业。按照转账当天的汇率折算，这笔钱同样接近50亿港元。

4月9日，盈佳国际置业把收到的50亿港元转给了鸿昌国际。就在同一天，鸿昌国际拿到了约1.83亿股恒大汽车新股的股票证书。

至此，整个资金闭环就清楚了。

恒大在香港借出50亿港元，同时在内地收到等值人民币；盈佳一方则利用这笔港元，完成了对恒大汽车的股票认购。

所以盈佳认为自己只是过桥资金。

在盈佳看来，两份借款合同并不是互不相关的独立交易，而是同一套跨境资金安排的两个环节。既然和益荣已经把等值人民币交给恒大，那么国雄控股借给盈佳的50亿港元，就不应该再被单独追偿。

从整个交易过程来看，这套解释似乎能够形成闭环。

然而，商业安排上的闭环，并不等于法律上的债务可以自动抵销，这一点成为清盘人破局的关键。

国雄控股把港元借给的是盈佳国际置业；和益荣把人民币借给的，则是恒大境内公司。签订两份合同的是不同公司，形成的也是两组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

在法律上，即使两笔资金金额相等、期限相同，也不能简单地当成同一笔钱。

恒大正常经营时，这种区别或许并不重要。原管理层可以从集团整体利益出发，协调不同公司的资金和债权。

但恒大被颁令清盘后，原有的协调机制消失了。

清盘人接管国雄控股后，只会依据正式合同追讨欠款。至于原管理层是否曾经作出其他承诺，则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

按照盈佳的说法，恒大原管理层曾与其达成共识，这两笔钱只是为了配合资金流转，各方并不需要实际偿还。

可是，面对清盘人和法院，盈佳始终没有证明这项约定真实存在。更不利的是，它的抗辩理由还发生了多次变化。

盈佳最初称借款合同是“虚假交易”，后来改称双方存在整体资金安排，最后又提出双方曾达成“不强制执行”的口头附属协议。

香港高院没有接受这些说法。

法院认为，盈佳无法说明口头协议由谁、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达成，也拿不出同期文件佐证，因此认定所谓协议属于“近期捏造”。

就这样，当初被设计成一组的两笔贷款，被清盘程序重新拆开。

和益荣借给恒大境内公司的人民币，是一笔独立债权；国雄控股借给盈佳国际置业的港元，则是另一笔独立债权。

按照合同约定，盈佳未能按期还款，就要从放款之日起支付4%的年息。

最终，本金加上逾期利息，当年的50亿港元，滚成了如今的约59.7亿港元。

清盘人进场，原有的默契失效了

很多人看到这笔钱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恒大又多了一笔债务。

其实正好相反。

在这起案件中，恒大一方是追债者。如果国雄控股能够追回这笔钱，它将成为恒大的清盘资产，增加债权人可以分配的筹码。

这起案件真正的意义在于，恒大过去那套复杂、模糊的资金关系被掀开了。

许家印掌控恒大时，集团旗下公司众多，资金经常在不同公司之间流转。

管理层考虑的是整个集团的资金需要，并不在意钱究竟从哪家公司转出，又由哪家公司收回。

但在法律上，这些公司都是独立主体。

恒大正常经营时，一句话就能协调的资金安排，进入清盘程序后，就必须按照合同重新计算。

过去管理层之间的默契，不能代替正式的合同和证据。

本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盈佳一方认为，境内的人民币贷款和境外的港元贷款属于同一套资金安排，彼此可以抵销。

但清盘人认为，两份合同由不同公司签署，形成的是两笔独立债务。和益荣已经向恒大境内公司支付人民币，并不意味着盈佳欠国雄控股的港元贷款自动消失。

法院最终支持了清盘人一方的判断。

这也是恒大清盘最麻烦的地方。

清盘人不仅要出售房产和股权，还要翻查过去的合同、担保和资金往来，弄清楚每一笔钱究竟由谁借出、由谁收取，又该由谁偿还。

有些旧账可以追回，有些会陷入诉讼，还有一些可能因为证据不足，最终无法兑现。

但只要存在追回的可能，清盘人就不会轻易放弃。

随着清盘继续推进，恒大过去更多类似的资金安排，很可能还会浮出水面。那些曾被视为“内部周转”的款项，也可能重新变成需要追讨的债务。

许家印时代已经结束，但恒大的账还远没有算完。

真正漫长的，是把恒大过去每一笔钱的去向和责任，重新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