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将军自传 早期行伍生涯 五十二

接上文


我妻子就是乡下妇女，没读过书，但她看到的感受，和我差不多。妻子不愿意长期待在武汉，我就买好船票，送她到汉口等船。她在汉口住了一晚，搭乘太古轮船，先去上海，再南下回家。

妻子和三弟走之后，我也回到师部办公。每天虽然也要工作好几个小时，但上面有师长、下面有参谋办事，不像当团长的时候那么繁杂劳累。

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之后，大力兴建各类设施，重点扩充军备。当时军方计划大军向东进军，收复南京。可一个不好的征兆出现了：革命阵营内部开始分裂。

某天早上，我回到师部，看见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写着“打倒蒋某，拥汪复职”这类话，心里很不安。

我暗自琢磨，革命正到紧要关头，怎么内部先闹分裂？如果两边化解不了矛盾，革命的前景实在让人担忧。

那时候蒋总司令提议把政府迁到南昌，武汉这边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最为难的就是我们这些一心革命的军人，完全猜不透高层暗地里打算做什么。身处这种局面，我心里又愤懑又难受，想辞职回南方，同事们都劝我别走，我整日闷闷不乐，局势也一天比一天紧张。

当局派陈铭枢去南昌面见蒋总司令。陈铭枢从南昌回来之后，却不对外公布会谈结果。

有一天，我问他去南昌谈得怎么样，他说得含糊不清，我完全摸不着头绪。

没过几天，局势明朗了：武汉这边主张国共合作，要求蒋介石下野；南昌那边，则要分共、清党，两边走向完全对立。

当时武汉这边掌握军权的，是陈铭枢、邓演达、唐生智、张发奎等人。

有一天我问邓演达：“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他挺胸瞪眼，语气很强硬地对我说：“不拥护工农，就谈不上革命。不打倒那些老朽昏庸的人，革命永远成功不了。你是革命军人，要明白这个道理。”

听完他这番措辞激烈的话，我心里很疑惑。我也坦诚跟他说：“孙总理毕生投身革命，大业未成就不幸离世，牺牲了许许多多同志，才有现在的局面。如今大半国土已经归革命政府管辖，如果半路生出大变故，对革命绝非好事。最好能让各方矛盾悄悄化解，那才是最好的结果。”

见我这么表态，他不再多说。我告辞回部队，和戴师长闲聊。戴师长没有拿出明确对策，只是摇头叹息：“我们这支军队被逼到难处了，陈军长有离开的想法。”对于我们这个师，他也没有安排应对方案，只能任由事态自行发展。

那时候我还不敢相信陈铭枢真的会走，没过几天，陈军长果然离开武汉出走，我们只能去汉口送他。

陈军长一走，我们部队失去核心，一下子进退两难。


副军长兼师长蒋光鼐召集团长以上军官秘密开会，提出两条路：

“第一，为保住革命力量，全军服从武汉政府，归张发奎军长指挥；

第二，如果大家不同意第一条，那就不顾一切，往鄂城、金牛方向突围，投奔蒋总司令。”

当时大部分将领选择第一条方案。他们说：“第二条路看着可行，但现在我们四面受敌，张发奎、唐生智的部队已经严密监视我们，如果强行行军，一定会发生自相残杀，付出巨大伤亡，实在没必要。”

蒋光鼐见各位军官这么选择，心灰意冷。没过两天，他没打招呼，悄悄出走了。戴戟师长随后也离开了。

一时间队伍群龙无首，只剩我一个人撑着，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陈铭枢、蒋光鼐、戴戟离开之后，张发奎接管收编我们部队，由他兼任第十一军军长，随即任命我担任第十师师长。当时严峻的时局搅得我思绪混乱，十分犹豫。正好赶上阴历年底，我趁机休整两天，好好思考怎么应对眼下的局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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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接下来就是南昌起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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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陈铭枢

两件史实

1. 第一次（邓铿死后/陈炯明事变后，1922）：1922年陈炯明叛乱、粤军第一师解体，陈铭枢心灰意冷，辞职去南京学佛静修（不是正式出家剃度，但长期茹素、研习佛学，后世常通俗说成“想出家”），是他人生第一次主动抽身兵权。

背景：邓铿遇刺、孙中山蒙难，他觉得革命理想崩塌，不想卷入粤军内部自相残杀，于是卸甲学佛。

2. 第二次（宁汉分裂，1927年，蔡廷锴回忆录写的这一段）：陈铭枢时任11军军长、武汉卫戍司令；武汉二届三中全会限制蒋介石，陈铭枢当时不认同武汉左派路线，1927年3月悄悄离汉出走，去南昌投奔蒋介石，随即被免去11军军长，部队交由张发奎接收，也就是蔡廷锴亲眼所见、在回忆录记下的这次出走。

 

陈铭枢字号真如，本身深度研习佛学，心性本就偏出世、重精神信念，不是那种“死抓兵权、在派系泥潭里缠斗到底”的军阀类型。

1922、1927这两次，都不是前线硬仗打不过，而是政治道义、路线分歧把他卡住，他选择抽身，和白崇禧、阎锡山这类在派系博弈里死扛到底的人气质完全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