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经过激烈讨论，多数同志认同毛泽东等人对 “左” 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的批评；王稼祥率先旗帜鲜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会议走向起到重要作用。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挽救了党和红军。

1935年1月28日，土城。
遵义会议结束不过十来天，中央红军同川军交手后，很快发现原先对敌情的判断出了偏差。

敌军兵力和战斗力都比预计强，代价会越来越大。
毛主席等人随即决定停止战斗，部队从土城渡过赤水河，原定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的部署也被重新考虑。

这个场面恰好能看出遵义会议的分量。
一次被称为“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会议，开完不久，红军照样会碰到判断失误。

转折并没有让战争突然变简单，它改变的是另一件事：中央能不能在错误出现后承认错误，能不能允许不同意见进入决策，能不能把已经定下来的方案迅速改掉。

几个月前，中央红军几乎没有这样的余地。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长征，湘江一战又付出惨重代价，出发时八万多人，到突破湘江后只剩三万多人。

兵力在减少，敌人的围堵却越来越密。
按照原定方向继续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前面正有重兵等待；转向贵州，意味着推翻原来的战略安排。

1934年12月的通道、黎平、猴场会议，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一次次争出来的。

毛主席主张避开强敌，转兵贵州，寻找新的机动空间。黎平会议最终接受多数意见，红军进入贵州。部队暂时脱开了危险，可更难回避的问题已经摆到中央面前：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为什么连续受挫，军事指挥出了什么问题，今后谁来参与作出这些决定。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

博古作总结报告，更多强调客观困难。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承认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承担责任。张闻天作反报告，直接批评原有军事指挥。毛主席随后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实际作战出发，对单纯防御、机械照搬和不顾敌我条件的军事做法作了系统分析。

会议的方向，是在一轮轮发言中形成的。

张闻天把反对意见完整摆到政治局面前，周恩来的态度又使原有军事领导内部出现了明确变化。
毛主席发言后，王稼祥率先响应，赞成对错误军事指挥的批评，并主张调整军事领导，让毛主席参与军事指挥。朱德、刘少奇等人随后也表达支持，多数意见逐步形成。

王稼祥的作用因此很具体。
他没有凭一张“关键票”决定会议胜负，也不是孤身把毛主席推上领导位置。

他的重要之处，在于当争论还没有完全定局时，率先把支持意见明确说出来，使会前已经存在的分歧进一步转化成政治局内部可以形成决定的多数。张闻天的反报告、周恩来的责任承担、朱德等人的支持，承担着不同作用，缺掉任何一环，会议都不能被写成简单的个人胜负。

会议随后作出组织调整。毛主席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原来的“三人团”被取消，朱德、周恩来继续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仍承担军事指挥最后决定的责任，张闻天负责起草会议决议。

毛主席进入最高决策层，同他立即拥有全部军事最高职权，并不是一回事。新的领导关系还要在后面的行军和战斗中继续调整。

会后，张闻天逐步负起中央总的责任，毛主席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到了苟坝会议以后，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完成的是方向性的改变，鸡鸣三省、扎西、苟坝又把这种改变逐步落实。这样的过程，比“一次会议完成全部权力更替”更接近当时中央红军真实的组织状态。

土城很快给这套新的决策方式出了第一道难题。

原定北渡长江的部署遇到现实阻力，中央没有继续硬打，也没有因为方案刚刚形成就坚持到底。
撤出土城，一渡赤水；川军、滇军和中央军的部署变化后，红军又转向扎西，再折回黔北。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三渡、四渡继续调动敌军，随后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趁滇军东调进入云南。

这一连串行动并非遵义会议预先设计好的完整路线。

恰恰因为没有现成路线，新的决策机制才显出价值。战场每天都在变，昨天决定的方向，今天可能就要放弃；一次进攻没有达到预期，必须马上寻找新的出口。

毛主席的机动作战主张重新进入最高层讨论以后，中央开始能够随着敌情变化不断重做选择。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终于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几个月前在湘江边损失惨重、前途未定的队伍，到这里重新取得战略主动。

遵义会议没有消除失误，也没有把此后的胜利预先写好。
它保住了比一纸正确方案更重要的条件：让错误能够被指出，让少数人的异议能够进入集体讨论，让已经作出的决定也能在事实面前被改掉。

土城撤军时，这种变化已经开始运转。
等到金沙江上的木船一批批把红军送到北岸，遵义会议的结果才真正从会议桌上落到了地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