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左？- 从威斯康星民主党州长初选谈起网页链接

在美国生活久了，很多第一代华人都会遇到一个多少有些困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出生、读书、长大，为什么政治观念常常和父母越来越不一样？

这种反差在华人家庭里尤其明显。父母这一代，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很多人本来就谈不上左。他们经历过计划经济，也经历过改革开放，对政府、市场、福利和社会主义，有一套来自自身生活的认识。可是到了孩子这一代，政治观念却常常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父母听到“社会主义”，想到的可能是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和过去的政治运动；孩子想到的却可能是全民医保、免费大学、儿童保育、住房补贴，以及向富人多征税。

两代人说的是同一个词，背后却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

这种代际政治反差，我注意了很多年。为什么华裔和其他亚裔家庭到了第二代，会出现如此明显的政治变化？原因恐怕远不只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区别。

昨天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举行州长初选，其中一位候选人弗朗西斯卡·洪（Francesca Hong），就很有代表性。

洪今年37岁，韩裔美国人，出生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父母从韩国移民美国。她上过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后来退学进入餐饮业，从厨房基层做起，当过厨师，也经营过自己的餐馆。2020年当选州众议员，成为该州第一位亚裔州议员。如今，她是一位单身母亲。

这不是一条典型的美国政治精英履历。她没有一路从名校、法学院走进政府，而是在餐饮业和小生意里摸爬滚打多年，后来才进入政治。至于这些经历怎样影响了她的政治观念，我们不必替她下结论。但今天的洪（Hong），已经是民主党左翼一个相当鲜明的人物。

她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正式成员，主张全民医保、政府资助儿童保育、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提高富人税负、取消大学债务，还曾因为把感恩节称为“殖民者的节日”而引起争议。

就是这样一位候选人，差一点成为威斯康星州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

一个DSA成员能够在这里走到距离民主党州长提名只有几千票的位置，事情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

而且威斯康星并不是孤例。一周前的密歇根，进步派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以大约一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建制派支持的海莉·史蒂文斯，赢得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提名；明尼苏达的民主党参议员初选中，得到伯尼·桑德斯支持的佩吉·弗拉纳根又以明显优势击败相对温和的安吉·克雷格。

三场中西部初选，一场险胜，一场惜败，一场大胜。再看看这些选票从哪里来，年轻人、大学城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选民，已经成为进步派非常重要的支持力量。

一部分年轻男性近年来开始向特朗普和MAGA靠近，年轻女性却越来越成为民主党进步派乃至更激进左翼的重要社会基础。

把民主党向左转简单理解成少数族裔推动的结果，并不准确。在很多大学城和大城市里，站在最左边、最热衷身份政治，也最愿意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恰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白人，其中又有大量年轻女性。

洪（Hong）本人则几乎集中了今天民主党进步政治中几个很有代表性的身份，年轻、女性、亚裔、移民家庭背景，再加上公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身份。如果借用中国人熟悉的一套旧政治语言，在今天民主党的身份政治中，少数族裔、女性、移民背景多少带有一点过去讲“出身”的意味。⋯⋯用我们过去的话说，有点像“贫下中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挡住洪（Hong）的克劳利是一位非裔美国人。这恐怕也是他能够守住阵地的一个因素。他既代表民主党建制派，又来自民主党最重要的传统选民群体之一。如果洪（Hong）面对的是一个传统的白人男性建制派候选人，最后那三千多票还在不在，很难说。

亚裔第二代的政治变化，并不只是简单地从父母的保守走向民主党，而是在一部分人身上，走得比美国传统自由派还要远。

第一代华人看美国，通常带着一个参照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习惯拿美国和自己过去生活过的社会比较。所以第一代移民看到的，往往是美国好在哪里，市场经济提供了什么机会，个人奋斗能够换来什么，一个普通家庭为什么能够拥有房子、汽车和相对稳定的生活。

第二代没有这个参照物。美国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不会拿今天的美国和几十年前的中国比较，他们比较的是美国自己。为什么黑人和白人的收入还有差距，为什么男女之间还有不平等，为什么大学这么贵，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拥有几百亿美元，而另一个人连医疗账单都付不起。

父母看到的是一个比过去更好的社会，孩子看到的是一个还不够好的社会。这两种眼光都是真实的，却很难得出完全相同的政治结论。

两代人之间的这种差异，当然和成长环境有关，美国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变化也不能忽略。

一个教育体系如果越来越擅长告诉下一代这个国家错在哪里，却越来越少解释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够成功，那么几十年以后，出现一代对自己的制度越来越怀疑的年轻人，也就不奇怪了。

于是有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局面。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用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财富维持着世界上最富有的一批大学，纳税人和私人捐赠者不断向教育投入巨额资金，而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年轻人，却越来越不相信资本主义本身。

当然，把这一切简单归结为大学教授给学生“洗脑”，也解释不了现实。

今天的年轻人确实有自己的经济压力。大学学费、学生贷款、高房租、高房价，以及医疗和儿童保育成本，都是摆在眼前的问题。

民主社会主义给出的答案又很直接。医疗太贵，政府承担；大学太贵，政府承担；儿童保育太贵，政府承担；住房出了问题，政府介入；贫富差距太大，就向富人和企业多征税。至于这些钱最终从哪里来，政府不断扩大以后会有什么后果，那是另外的问题。

今天美国相当一部分激进的年轻人，本身并不贫困。很多人出生在中产甚至中上阶层家庭，上过很好的学校，从小生活在安全、富裕的社区。他们对这个制度的怀疑，并不完全来自生活上的匮乏。

可如果只是经济压力，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总是容易被“改变世界”这几个字打动。

年龄让人逐渐认识世界的复杂，也学会接受妥协。年轻人却更容易相信，世界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样子，而且可以重新建立起来。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始终能够吸引年轻人，道理大概也在这里。

等到革命结束以后，人们才开始计算它的代价；而在革命发生以前，最吸引年轻人的，往往是那个重新开始、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许诺。 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