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最肥的官，不是总督巡抚，而是四川夔州知府这个五品小官。

清朝官场有句话，流传极广：当官当到两江总督，你就是人上人，一年光陋规就能捞三十万两白银。这话没错，但漏掉了一个更离谱的存在。

一个区区五品的知府，坐在四川东边一座偏僻的山城里，名不见经传，品级连总督的零头都不到。但他的钱袋子，很可能比总督还鼓。

这个位置，就是夔州知府。

要搞明白夔州知府为什么这么肥，先得搞明白盐在清朝是什么地位。一句话：盐税是朝廷第二大财源，仅次于田赋。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过："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饰、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从秦到清，国家财政历来重度依赖这一小撮调味品。

清朝的盐是专卖制度。

食盐生产、运输、销售，每个环节国家都要介入管控，并向盐商收取高额税费。在清代，盐政官成为天下第一肥缺。盐商暗中打点官吏的费用，几乎相当于经营成本的一半。

有了这个背景，再来看四川。

四川产井盐，历史悠久，产量巨大。问题是，盐要卖出去，就得运出去。四川盆地四面环山，长江是唯一的出口。而那个出口在哪里？就在夔州。

清政府在夔州奉节设税关，对长江过往的商船收缴商税，使其成为巴蜀地区最大的财政支柱，雄踞川东经济中心之位。

夔州，就是今天重庆奉节。

出夔门，就是三峡的起点。守巴蜀必守奉节，出巴蜀亦必经奉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换句话说，所有从四川往外运的东西，盐也好，布也好，茶也好，全得从夔州这个关口经过，一船都跑不掉。知府大人就守在这里。

清代官员的灰色收入，有个专用名词，叫"陋规"。

意思是地方上长期形成的"潜规则费"，各级商人、下属、路过的生意人，都要向主管官员孝敬一笔，名目繁多，心照不宣。

一般的知府，靠辖区内的地税、漕粮、本地商业捞一点，一年能有几千到一两万两就不错了。夔州知府不一样。他守的是一道关。

清史稿对夔州府的定性是四个字：要、冲、繁、难。

"要"是要害，"冲"是冲要交通，"繁"是事务繁杂，"难"是治理困难，这四个字加在一起，说的就是这里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战略咽喉。

所有出川的船，必须从夔州过。过夔门，交钱。

普通商船要交，盐船更要交。

这里就要讲到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川盐济楚。

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淮盐运道受阻，清政府下令"川盐济楚"，给川盐以广阔的两湖市场。历时26年，川盐向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输送量达到80亿斤以上。

80亿斤盐，全部走水路，全部要过夔门，全部要经过夔州。

每年从川盐济楚中，湖广所收盐厘不下一百万两，四川亦得盐厘一年数十万。每一批盐过关，盐商都要孝敬守关的知府大人。不孝敬？船可以让你停着不让走。

一条江、一道关、一个知府，把整个西南的出海口捏在手里。

当时名臣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着力整顿吏治，数了一笔账：仅四川总督每年可收受陋规十万余两，两司每年可收受陋规四五万两，各道各府每年可收受陋规一万余两或数千两不等。

注意，这是平均的"各道各府"。

夔州知府守的是三峡唯一出口，所有盐商、茶商、布商过路，没有一个能绕开，没有一个敢不孝敬。他的陋规不按"各府"的标准算，按过路商品总量算，按川盐济楚的流量算。

知府正俸才多少？年薪105两白银。

养廉银再加上去，两三千两。但他的陋规，何止二十万两。清人记载：知府中的优缺，年入也有二十万两。而夔州知府，是知府里的优缺中的优缺。

所以后来丁宝桢改革盐政，废除沿途苛捐杂税，被誉为一代廉吏，百姓哭送，但他改的，正是夔州这套从来没人敢动的潜规则。

清朝官场有一条铁律：缺不在品级高低，在于手里卡着什么。

总督是一品，听着威风，但如果辖区穷、商路少、没什么过手的油水，一年到头也捞不了多少。

知府是五品，听着不起眼，但如果守着一道天下商路的独木桥，过往的货一样也进你的口袋，那这个五品，比任何一品都值钱。

这就是夔州知府的逻辑。

夔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句话说的是军事，也是银子。朝廷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1877年宜昌开埠，1891年重庆开埠，地理位置优越的重庆很快成长为四川的经济中心，夔关税收因而锐减，奉节从此丧失其西南门户地位，走向彻底的衰败。

没了贸易过境，夔州知府的肥缺，也就成了历史。

【主要信源】
《清史稿·地理志》，赵尔巽等撰，民国，记夔州府"要、冲、繁、难"定性
《水窗春呓》，金安清撰，清咸同年间，记各级官员陋规收入
《跟着唐宋诗词游长江·夔州》，新浪博客，引历史资料述清代夔关税收
《川盐往事》，时代周报，引《清盐法志》等文献记川盐济楚始末
《何以为"国之宝桢"》，引丁宝桢整顿四川吏治奏折，述各级陋规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