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吴士良帮日军宰鸡,鸡血洒了一地,一个胖鬼子厉声喊道:“杀了他!”没想到,另一个鬼子却开口说:“不可以!”这让吴士良感到十分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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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士良那天坐在自家门槛上,手里攥着一把没磨完的菜刀。
他不是铁匠,就是镇上会杀鸡宰鸭的手艺人。
镇子被占了之后他没跑。
老婆孩子提前躲去了北山,他留下来看家,也实在走不了多远。
两条腿的人,在乱世里跑不过四个轮子的坦克。
两个日本兵踹开了他家的门。
不是来杀人的,是来要鸡的。
其中一个用手比划,问他家里有没有养鸡。
吴士良不敢摇头,带着他们进了后院。
几只老母鸡被抓出来,连带着院子里不多的粮食,全被端走了。
他以为这就完了。
第二天天刚亮,那两个兵又来了。
这次不是要鸡,是要他这个人。
他们记住了他手里的刀法,记住了他杀鸡利落的样子。
他被推搡着带进军营,营地里堆着二十多只活鸡,等着他处理。
从天亮杀到午后,鸡血溅满了袖口,羽毛粘在汗湿的脖颈上。
他不敢停,不敢慢,每一刀下去都在想,下一刀会不会落在自己脖子上。
杀到只剩最后五只的时候,出事了。
一个胖墩墩的日本兵晃过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炸了。
也许是鸡叫得让他烦了,也许是昨天挨了长官骂,也许是纯粹的无聊。
他拔了刀,直接顶在吴士良的脖子上。
营地里其他日本兵围过来看热闹。
没人拦。
在他们眼里,杀一个中国老百姓跟踩死一只蚂蚁没区别。
吴士良闭上了眼。
他最后想的不是自己,是北山上的老婆孩子。
刀尖往前顶了半寸。
突然一只手伸过来,死死攥住了胖兵的手腕。
那是一个瘦高的日本兵。
他没喊没骂,就那么硬生生把刀别开了。
两个日本兵对视了几秒,胖兵不甘心,嘴里嘟囔着什么,最后还是把刀收了回去。
瘦兵退到一边,靠在磨盘上,点了一根烟。
烟雾里他看着吴士良那双沾满鸡血的手,看了很久。
吴士良没敢抬头谢。
他只知道自己的命,暂时还在。
那天晚上营地炖了一锅鸡肉。
香味飘得到处都是,可没有一个人想起那个杀了一整天鸡的中国人。
他缩在柴堆后面,捡了半截不知道谁丢掉的生红薯,啃了几口。
冬夜,他抱着膝盖,一整夜没合眼。
天快亮的时候瘦兵又来了,手里攥着两个冷饭团,随手丢在他脚边。
吴士良盯着那两个饭团,像盯着救命稻草。
他没敢立刻捡,直到瘦兵摆了摆手,他才扑上去大口吞咽。
冷硬的米粒划过喉咙,那是他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东西。
从那天起吴士良成了营地的专职杀鸡匠。
鸡鸭鹅,偶尔还有猪。
他慢慢摸出了门道。
胖兵在场的时候他连呼吸都放轻,瘦兵在的时候他才敢稍微喘口气。
瘦兵话很少,几乎不跟他有任何交流。
但每次胖兵要动手打人的时候,瘦兵总会出现。
不是每次都拦得住,但至少让胖兵收了手。
有一次杀猪,猪挣扎得厉害,吴士良第一刀没扎准,猪血喷了一脸。
胖兵一脚把他踹翻在地。
瘦兵走过来拦住了还要继续踹的胖兵,只说了一句让他收拾干净。
从那以后营地再没让他碰过大牲口。
11月底天气越来越冷,营地的气氛也越来越怪。
卡车进进出出,木箱一箱箱往车上搬。
士兵们开始焦躁,有人骂人有人发呆。
吴士良心里有数,这些日本人要撤了。
撤军那天早上号角响了。
所有日本兵列队集合,背包都打好了。
吴士良被单独留在营地一角。
胖兵走过来,手一直按在刀柄上。
那把刀上次顶在他脖子上,这次可能真的要落下来了。
瘦兵又出现了。
他跟胖兵说了几句话。
吴士良听不懂日语,但他看见胖兵的表情从凶狠变成了不甘,最后松开了刀柄。
瘦兵转过身,对着吴士良用生硬的中文吐了一个字。
走。
吴士良没动。
瘦兵又催了一遍,还做了个往西赶的手势。
这一次他听懂了。
他转过身朝着西边的山林,用尽全身力气跑。
他不敢回头。
跑到肺像要炸了才靠着一棵大树停下来。
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的三叉河方向黑烟冲天而起。
他在山里躲了两天。
饿了啃树皮,渴了喝溪水。
确认山下没有日本兵了才敢往北山走。
鞋子磨破了,脚底全是血泡,每一步都钻心地疼。
可心里有个念头撑着他,见到老婆孩子,见到老婆孩子。
推开丈母娘家的门,看见妻子和孩子的那一瞬间,吴士良整个人垮了。
妻子扑上来抱住他,孩子紧紧抱着他的腿不撒手。
他还活着。
他们以为他死了。
后来他才知道,周边好几个村子没跑掉的人全被杀了。
他那个镇子被烧成了一片废墟。
他是极少数活下来的成年男人。
再后来吴士良回到了镇上。
房子没了,鸡舍没了,邻居没了。
他在废墟旁边搭了个棚子,重新干起了老本行,帮人杀鸡宰鸭。
手艺还是那么利落,一刀下去血放得干干净净。
可他再也没有笑过。
每个深夜他都会惊醒。
梦里永远是那把刺刀,永远是那个胖兵的脸,永远是鸡血溅满袖口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