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中国急需外援和国际舆论支持，于是派出了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求援大使”。
 
一位是驻苏联的杨杰将军，一位是驻美国的胡适博士。
 
杨杰是军人出身，实干派。
 
1937年他就以“实业考察团”名义奔赴苏联，1938年正式当上大使。
 
任务很明确：能要多少军火就多要一点，能促成苏联参战更好。
 
他工作细致到连苏联重型移动火炮、坦克能不能顺利过中国那些老旧桥梁、公路，都亲自盯着测算和协调。
 
他放下身段、反复交涉，帮中国弄到了大批飞机、火炮、坦克和贷款，还促成了军事顾问来华。
 
可以说是“能多抠一点是一点”的拼命三郎。
 
胡适则是1938年上任的驻美大使，学者范儿十足。
 
国民政府希望他争取美国援助、推动修改中立法、限制对日贸易、宣传中国抗战。
 
胡适确实到处演讲，把中国抗战比作美国独立战争，努力塑造“中国在苦撑待变、值得支持”的形象，也参与了早期桐油贷款等事宜。
 
但他本人更擅长舆论和文化外交，对直接低头求借款、搞军援这些“俗务”兴趣不大，甚至明确表示不愿主动去争枪炮和钱款，觉得那不是学者大使该干的脏活累活。
 
结果实际谈判多靠陈光甫等人，后来在美国搞一大堆对国家毫无用处的个人博士学位。
 
两人结局对比鲜明，颇有点历史的黑色幽默。
 
1949年，杨杰因反对内战、倾向民主力量、策动起义，被国民党特务在香港暗杀。
 
胡适则先去美国，后到台湾，继续当学界大佬，吃香喝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