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渡江战役前，国军军官杨兆龙四处奔走求情，终于在渡江战役前7天，从监狱中救出了1万名被关押的“政治犯”！

1949年4月20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瞬间土崩瓦解，就在战役打响的整整7天前，南京、上海及江浙皖等十多个省份的监狱里，悄悄完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释放，一万多名被关押的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和民主人士，陆续走出了牢门。

签字下令放人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最高检察署的代理检察长杨兆龙，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场明摆着“拆台”的行动，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全程看在眼里，气得暴跳如雷却硬是没敢公然出手阻拦。

当时的局势早已没有悬念，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保密局在毛人凤的直接部署下，早就整理好了全国监狱的在押政治犯名单，每个名字旁都被特务用红笔打上了处决标记，只等解放军渡江前下达最后命令，来一次彻底的清算灭口，按照这份计划，这批心怀家国的志士根本撑不到南京解放，就会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

中共南京地下党很早就察觉到了特务的险恶图谋，可硬劫狱完全不现实，全国上百座监狱、上万名在押人员，特务层层把守，强行行动只会提前触发屠杀令，想要救下这批人，只能从国民党内部找突破口，而且必须用国民党自己认可的规则办事，才能让特务系统抓不到把柄、无话可说。

他们最终选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杨兆龙，很多人只知道他是国民党司法高官，却不清楚他是当时国内顶尖的法学家：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出身，又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通晓英、法、德等八门外语，还入选过海牙国际法学院“全球50位杰出法学家”，是真正吃透了民国司法体系、能把规则用到极致的人，更关键的是他的妻妹沙轶因是地下党员，有一条安全可靠的沟通渠道。

杨兆龙本身思想开明，一直反对司法沦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更不齿滥杀无辜的行径，经过地下党的耐心劝说，他很快下定了救人的决心，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偷偷放水”，他要走完全部合法司法流程，把这场营救从“私下通共”变成“官方政令”，让特务系统挑不出半分违制的错处。

第一步杨兆龙先找到司法行政部部长张知本，张知本是辛亥革命元老，素来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两人一拍即合，张知本直接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释放政治犯、彰显和谈诚意”的提案，果然遭到朱家骅等人的强烈反对。

关键时刻张知本直接以辞职相逼：“提案通不过，这个部长我不当了，”何应钦等人不敢得罪这位党内元老，几番拉扯后，提案最终以微弱优势勉强通过。

第二步也是最核心的一步拿到代总统的正式签字，当时李宗仁身在广西，杨兆龙不敢耽搁，立刻乘飞机赶去面见，他全程没提地下党半个字，只从和谈大局、民心向背的角度分析利弊，说释放政治犯能缓和南北局势，也能体现政府的和平诚意，李宗仁本就不想替蒋介石背负屠杀的骂名，听完陈述后大笔一挥，直接在命令上签了字。

拿到总统手令的那一刻，杨兆龙等于握住了合法救人的“尚方宝剑”，他立刻以最高检察署的名义下发紧急代电，直接叫停全国所有政治犯的死刑执行，当场驳回了保密局提交的全部处决名册，同时要求十余省的司法机关立刻启动释放程序。

毛人凤得知消息后气得发疯，又是派特务暗中盯梢威胁，又是放话要追究越权责任，可从头到尾没敢硬闯监狱拦人，原因很简单：杨兆龙手里有行政院正式决议、有代总统亲笔手令，每一步都踩在民国司法的法定程序上，特务系统再蛮横，也不敢公然违抗总统政令、践踏法定流程，这个违宪的罪名毛人凤担不起。

1949年4月13日，南京老虎桥、娃娃桥监狱的第一批政治犯顺利获释，其中就包括被关押了282天的地下党员朱成学、华彬清等人，短短几天时间里，全国累计有一万余名政治犯重获自由，整个释放工作刚好赶在渡江战役打响前全部完成。

南京解放后，杨兆龙拒绝了赴台的邀约，也推掉了欧美多所知名大学的任教邀请，毅然选择留在大陆，想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出力，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还将最高检察署的全部档案、印章完整移交给了军管会，只是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因为特殊的历史身份历经坎坷，直到1980年才被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杨兆龙最难得的地方，并不是敢对抗特务系统，而是他懂得用对手的规则去制约对手，他没有硬碰硬，没有公开决裂，只是凭着自己的专业素养，走完了一套完整的法定程序，就硬生生拦下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