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黄维被俘后，陈赓前来探望这位黄埔老同学，黄维说：“你手下有个旅长很了不起，可以在我这里当军长了！”
一句话，把一个旅长直接抬到了军长的位置。真正值得琢磨的，并不是黄维有没有说客气话，而是他刚刚经历过二十多天苦战，对包围圈外那些解放军指挥员的能力有最直接的感受。能让一个兵团司令在战败以后还专门提起，说明这个对手确实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
时间要拉回1948年11月。黄维率领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向徐州方向推进。这支部队拥有4个军，还有快速纵队等力量，总兵力约12万人，其中第十八军更是一支老牌主力。黄维原本承担的是增援任务，却在前进过程中逐渐掉进了中原野战军布下的包围圈。
11月23日以后，战场越来越紧。到25日前后，第十二兵团主力被压缩在双堆集一带。对黄维来说，麻烦已经不只是“前面有人挡路”，而是四面方向都开始受到挤压。部队规模虽然大，重装备也不少，可活动范围一天比一天小，补给和机动越来越困难。
陈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正是围攻力量中的一支重要部队。第四纵队下面有一批经过多年战争磨炼的旅级干部，周希汉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当时他担任第十旅旅长，这个职务听上去不算特别高，实际承担的任务却越来越重。
周希汉的打法有个明显特点：不愿意拿部队简单硬碰。他看阵地时，关心的不只是眼前有多少守军，还要琢磨壕沟怎么挖、火力从哪里来、突破以后敌人会往哪里退。双堆集这种村庄密集的战场，恰恰最考验这种细致功夫。

第十旅进入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后，连续攻击李围子、沈庄、杨围子等据点。地图上看，这些地方不过是一个个村落，可到了战场上，每一个村子都可能被改造成防御支撑点。房屋、土墙、壕沟连在一起，进攻部队拿下一处，还要准备迎接反扑。
到了12月，包围圈已经越来越小，战斗反而更加难打。黄维兵团知道退路正在消失，只能依托剩下的阵地拼命抵抗。解放军这边也不能急，一旦为了抢时间连续投入部队，很容易在坚固火力点前付出过大代价。
12月13日，周希汉所部投入对杨文学庄的攻击。这里是黄维兵团东北方向的重要据点之一。战斗打得相当艰苦，第十旅一度出现较大伤亡。陈赓来到前线，表示这一仗打完以后，部队损失多少，可以再补多少。
周希汉却没有因为伤亡把手里的力量全部压上去。他此前留下了一部分人员作为后备力量，没有过早使用。这一点很关键。打到双方都疲惫的时候，谁手里还能突然拿出一支相对完整的力量，谁就可能在最后阶段改变局面。
这也是旅级指挥员最难的一门功课。兵力放早了，关键时刻没人可用；放晚了，前面的阵地可能撑不住。周希汉敢留预备力量，说明他并没有只盯着眼前一次冲锋，而是在计算整个战斗的节奏。这样的指挥方式，已经不只是带着一个旅往前冲那么简单。
12月15日，黄维决定组织残部突围。此时他的兵团建制已经严重混乱，各部难以按照统一时间行动，突围企图很快失败。当晚，双堆集战斗结束，第十二兵团被歼，黄维以及吴绍周、杨伯涛等将领被俘。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再看黄维后来对陈赓说的那句话，味道就完全不同了。他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只会打冲锋的旅长，而是一批能够独立判断战场、敢于掌握预备队、能够在复杂局势下完成攻坚任务的基层和中层指挥员。

黄维自己做过军长，又担任过兵团司令，对于军、师、旅不同级别需要什么样的指挥能力相当熟悉。他说陈赓手下的旅长“可以在我这里当军长”，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熟悉的国民党军队职务标准来衡量对方的能力。对一名刚刚交过手的对手而言，这种评价分量并不轻。
更巧的是，战争很快给出了另一种答案。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整编，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原第四纵队一部分部队组成第13军，周希汉从第十旅旅长直接走上第13军军长岗位，隶属陈赓指挥的第四兵团。
从1948年12月的旅长，到1949年2月的军长，中间不过两个月左右。这次任职变化并不是因为一句评价，而是此前长期作战能力积累的结果。可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就很有意思：战场上的对手已经感觉到他的指挥能力超过了原有职务，而军队整编很快也把他放到了更大的位置上。
这里还容易出现一个时间上的混淆。周希汉后来确实担任过第10军军长，但那已经是1951年的事情。双堆集战役结束以后，他最先出任的是第13军军长。这个细节看起来小，却能把整段历史的前后关系理顺。
所以，黄维和陈赓这次见面的价值，不只在“黄埔一期老同学战后重逢”。真正耐人寻味的，是一个兵团司令在失败以后，仍然能准确感觉到对方一线指挥员的分量。双堆集之战拼的不只是装备和人数，更是组织、协同、判断以及一层层指挥员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有时一大段评价，不如一句战场对手留下的话有分量。1948年底，黄维看到的还是陈赓手下的一名旅长；到1949年2月，这名旅长已经站到了军长的位置。前后两个时间点连起来看，那句“在我这里可以当军长”，也就有了更值得回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