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士兵把枪口对准中国记者，面对加沙屠杀，中国不是旁观者，也做不了旁观者！

新华社消息，以色列军警日前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拉姆安拉附近的卡兰迪亚难民营，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新华社记者在现场蹲守八个多小时，目睹多名巴勒斯坦人遭以军逮捕，记者本人也一度被以军枪口对准。

装甲车履带碾过柏油路的声响，刺破了卡兰迪亚难民营的凌晨。记者蜷缩在临街二楼的窗台后，看着第一辆军车停在药房门口，车灯扫过的瞬间，一名士兵的枪口直直对准了镜头。

瞄准镜的反光在烈日下闪了一下，没有喊话，没有警告。哪怕记者胸前戴着蓝色的PRESS标识，士兵依旧不为所动，枪口晃了晃，刻意的威慑感扑面而来。

这十秒的对峙，被镜头永远定格。而记者在窗台后蹲守的八个小时里，这样的惊险只是缩影。他看着至少二十名巴勒斯坦人被反绑双手，在士兵的押解下走出窄巷。

妇女们追在车队后面哭喊，散落的衣物和锅碗瓢盆被车轮碾过。难民营的街巷本就狭窄，过度拥挤的住房让公共空间所剩无几，此刻更成了混乱的抓捕现场。

以军对外称这是“有限规模的反恐行动”，但现场痕迹却暴露了真相。难民营入口的铁门被撞变形，杂货店的卷帘门被扯下扔在路中间，电线杆上挂着被风吹乱的衣服。

巴勒斯坦方面随后通报，两天的行动里，超过50人受伤，70多人被捕。不少人因吸入催泪瓦斯倒地，被橡皮子弹击中的伤者，小腿肿得像面包。

当地居民说，这种“例行扫荡”早已常态化。士兵会挨家挨户敲门，要求16岁到45岁的男性出门列队，有人当场被按倒，膝盖压在地上，脸贴著水泥地。

卡兰迪亚难民营住着上万名登记难民，和西岸许多难民营一样，这里贫困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占比超六成，却难寻工作，未来一片迷茫。

联合国的数据更触目惊心：2023年约旦河西岸有超过48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和定居者暴力，创下200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而卡兰迪亚不是唯一的目标。2023年7月杰宁难民营的袭击，2024年8月图勒凯尔姆的清剿，一次次军事行动让死亡人数持续攀升。

以军宣称的“维护安全”，似乎成了恶性循环的借口。分析人士指出，大规模逮捕往往会强化激进情绪，拆毁一个据点，可能冒出更多抵抗者。

冲突的阴影早已蔓延到加沙。这里的人道主义危机正走向崩溃，90%的人生活在贫困中，食物短缺让绝望蔓延。

11月的一天，代尔巴拉的一家面包店外，民众为争抢面包引发混乱，两名小女孩和一名妇女不幸被踩踏身亡。这样的悲剧，在加沙已成常态。

更让人揪心的是儿童的处境。加沙的儿童截肢率全球最高，每三个孩子中就有一个需要人道主义援助。534所学校遭到破坏，占总数的94.7%。

难民营的帐篷里，老鼠和害虫四处乱窜。世卫组织统计，今年已有超11万例寄生虫感染病例，新生儿和老人被咬伤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

缺水问题同样严峻，四分之三的家庭依赖水车供水。储存水的塑料容器远远不够日常所需，清洁条件更是无从谈起。

乌姆·艾哈迈德的经历是无数加沙人的缩影。她原本住着五层小楼，如今却挤在连腰都直不起来的帐篷里，食物只能挂起来躲避老鼠。

“这比战争本身更痛苦，我感觉自己像在监狱里。”她的话，道出了流离失所者的无尽绝望。

国际援助的通道也并不顺畅。去年11月，加沙主要援助通道的98辆卡车中，90%遭到抢劫。联合国不得不暂停部分援助配送。

而战地记者的处境愈发凶险。自2023年10月以来，已有262名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以军早已无视“战地记者等同平民”的国际共识。

他们害怕镜头，因为镜头会记录真相。中国记者的遭遇，正是因为他们拍下了逮捕现场，拍下了催泪弹投向平民的瞬间。

枪口对准的从来不是某一个记者，而是所有试图揭露真相的眼睛。但真相终究无法被封锁，从卡兰迪亚巷子里传出的画面，让全世界看到了冲突的残酷。

在这场持续的苦难中，中国从未袖手旁观。冲突以来，中方已向加沙提供多批现汇和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习近平主席连续12年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今年5月，中方再追加5亿元人民币援助，支持战后重建。

300万美元捐款已送达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拉马拉“北京路”延长项目开工，过冬物资送到难民营孩子手中。

这些援助不是空洞的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温暖。在粮食、药品紧缺的加沙，每一批物资都可能挽救生命。

中国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推动“两国方案”落地，呼吁召开更具权威的国际和会。这些立场，始终基于公平正义和人道主义。

我始终认为，所谓“旁观者”从来都是一种奢侈。当儿童在战火中失去肢体，当平民为一块面包拼死争抢，没有哪个有良知的国家能置身事外。

以军士兵的枪口可以对准镜头，却挡不住真相的传播。军事行动或许能带来短暂的压制，却永远无法解决根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