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这句硬邦邦的话出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
 
她把话掷在桌上，直指一个让人憋闷多年的痛点：好心人把老人扶起来，却被要天价赔偿，对方又拿不出任何证据，就把人推去自证清白。
 
前两年福建莆田就发生过一件极具代表性的暖心变糟心的事。两名初中女生放学骑车回家，路上偶遇一位老人不慎摔倒在地。当时路上行人稀少，两个孩子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停车上前搀扶，还细心查看老人伤势，担心老人受伤无法起身，全程耐心陪伴。
 
本以为是一次善意的帮扶，没想到老人站稳之后，当场改口咬定是两个女生骑车撞倒自己，反手向她们索要高额医疗费和赔偿金。老人没有任何现场照片、目击证人、伤情痕迹等有效证据，仅凭自己的口头指控，就将所有责任推给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两个涉世未深的学生瞬间慌了神，百口莫辩。面对老人的索赔要求和家属的质问，孩子们又害怕又委屈，根本不知道如何自证清白。无奈之下，家长只能报警求助，寄希望于监控还原真相。
 
万幸的是，事发路段的公共监控完整记录了全过程。监控画面清晰显示，两名女生的电动车全程与老人没有任何接触，老人是自行不慎摔倒，孩子们纯粹是主动上前施救。铁证面前，老人的讹诈说辞不攻自破。
 
可整件事的结局，却让无数网友倍感寒心。真相大白之后，老人和家属没有任何歉意，仅仅是放弃了索赔，这件事就草草收场，没有任何处罚、没有任何追责。两个无辜的孩子，却因为一次善良的举动，承受了无端的指责和惊吓，心理受到不小的影响，家长也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处理纠纷。
 
类似的案例，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湖南一位市民好心搀扶摔倒老人，被家属索赔三万元，耗时多日四处取证，才终于洗清自己的嫌疑；多地出现路人施救摔倒老人后，被无证据讹诈，最终仅以双方和解告终的案例。这些事件都有着一模一样的套路：无证据索赔、好人自证清白、讹诈者零成本脱身。
 
久而久之，社会风气悄然改变。如今路上遇到摔倒的老人，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不再是上前帮扶，而是犹豫、观望、不敢伸手。不是大众变得冷漠自私，而是过往无数案例证明，善意的成本太高，讹诈的代价太低。
 
这也是李玫瑾教授提出强硬建议的核心原因。深耕刑侦与社会学多年的她，看透了这类乱象的本质：扶老被讹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问题在于违法成本严重失衡。现行处置中，多数无证据讹诈只会被定性为民事纠纷，最多口头教育、劝解和解，几乎没有实质性惩罚。
 
极低的犯错成本，让部分人滋生了“讹到就是赚到，讹不到毫无损失”的侥幸心理。而施救者却要承担巨大的时间、精力、心理成本，甚至面临财产损失，这种不对等的代价，正在不断透支整个社会的善意与信任。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精准打破了这种不合理的平衡。她明确界定，无证据天价索赔，本质上就是恶意借机牟利，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核心特征。对于情节严重、满足量刑标准的，必须依法以敲诈勒索罪追责；对于情节较轻、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无法判刑的，也绝不姑息，必须处以高额罚款，让恶意讹诈者付出实打实的经济代价。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这套逻辑极具现实意义。法律的底线，从来都是守护善良、惩戒恶意，而非让好人受委屈、让投机者钻空子。司法领域一直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核心原则，可在扶老被讹事件中，这一原则常常被颠倒，变成施救者必须自证无罪，否则就要承担责任，这本身就是一种规则偏差。
 
纠正这种偏差，就是要回归法治本源：索赔方必须拿出完整有效的证据，证明施救者存在过错、造成伤害，才有索赔的资格。空口无凭的天价索赔，不再简单归为纠纷，而是认定为恶意讹诈，用罚款、追责的方式筑起防线。
 
高额罚款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处罚而处罚，而是树立明确的社会导向。当讹人不再是零成本的投机行为，反而可能面临重金处罚，才能从根源上遏制“以老讹人”的歪风邪气。只有让每一次恶意讹诈都付出代价，才能让普通人放下顾虑，敢于放心大胆地行善，不用再为自己的善良买单。
 
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但尊老绝不等于纵容恶意、姑息讹诈。老人的弱势身份，从来都不是肆意牟利、诬陷好人的挡箭牌。善良需要锋芒，善意需要兜底，真正的社会温情，从来不是无底线包容过错，而是让善良有保障，让恶意有惩戒。
 
李玫瑾教授的这番建议，之所以能引发全网共鸣、收获无数支持，正是因为它戳中了社会痛点、守住了公平底线。唯有抬高讹诈成本、厘清权责边界，才能重塑社会信任，让助人为乐回归本心，让每一份善意都不被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