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目标早已圆满收官,新时代所有政策,理应全面聚焦共同富裕
回望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物资匮乏、生产力薄弱,国民经济整体落后,人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面对全国普遍贫穷、发展活力僵化、平均主义束缚生产力的困境,国家高瞻远瞩提出突破性发展方针: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这是贴合当时国情最务实、最科学的战略抉择。以往“大锅饭”的平均模式,严重压抑劳动积极性、束缚社会创造力,造成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僵化局面,让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为打破桎梏、激活市场、解放生产力,国家放开发展限制、鼓励勤劳致富、支持区域率先突破,为经济腾飞注入了源头活水。
数十年砥砺奋进,中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落后沿海地区崛起为世界级产业高地,无数民众依托时代机遇摆脱贫困、积累财富、实现发展跃升。客观而言: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历史任务,已百分之百圆满完成。 先富群体、发达经济带全面成型,社会财富总量大幅跃升,我国彻底告别了全民普遍贫穷的时代。
国家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时代国情、社会矛盾、民心期盼已然彻底更迭,发展重心与治理逻辑必须与时俱进、顺势转型。当初推行“先富”,核心是破局突围,解决全民贫困、发展停滞的难题;如今推进“共富”,核心是兜底提质,破解发展失衡、贫富不均的新时代矛盾。
我们必须牢记核心初心:先富只是发展手段,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 先富是发展过程,共富是最终归宿。改革开放的根本初衷,绝非造就少数富豪、纵容资本垄断、拉大贫富差距,而是通过阶段性突破积累物质基础,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红利、奔赴美好生活。当先富的历史使命圆满完成,政策布局、资源调配、治理方向,必须全面转向共同富裕。
当前社会最核心的民生矛盾,早已不是物资匮乏、温饱不足,而是财富分配、发展机会、公共保障的不均衡。城乡、区域、收入差距客观存在,资本无序扩张、行业垄断、财富集中成为突出痛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民生压力,让普通劳动者负重前行;部分领域“勤劳难致富、资本易套利”的失衡现象,持续牵动社会神经。这些发展偏差,是新时代治国理政必须重点破解的核心课题。
正因如此,当下国家所有顶层设计、方针政策、资源部署,都应当全面围绕共同富裕精准落地、系统推进。
第一、新时代发展导向,必须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公平并重、更加突出公平。前期以效率为先、做大经济总量,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如今经济根基稳固,公平正义成为最大民心、最大政治。产业、财税、就业、民生政策需持续向基层群众、普通劳动者、欠发达地区倾斜,持续缩小各类发展鸿沟,让发展成果普惠全民。
第二、新时代经济治理,必须从包容宽松转向规范、驾驭、约束资本。先富阶段,我们包容资本探索、鼓励市场创新,激活了经济活力。但资本天然逐利,放任发展必然引发野蛮扩张、垄断收割、民生炒作,加剧贫富分化。新时代必须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严厉整治垄断投机、无序扩张乱象,引导资本扎根实体、服务民生、回馈社会,坚决杜绝资本凌驾公共利益与国家发展之上。
第三、新时代必须筑牢公有制主体地位,夯实共富制度根基。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资本主导发展,必然滋生两极分化与阶层固化。唯有做强国有经济、壮大城乡集体经济,牢牢掌控国民经济命脉,才能掌握财富分配与社会发展的主导权,守住普通人公平发展的底线,遏制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第四、新时代民生建设,必须补齐公共短板,实现全民普惠、全面共享。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全方位富裕,涵盖物质富足、保障完善、生活安定。必须坚守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的公益普惠属性,持续降低民生成本、完善兜底保障,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体面奋斗、尊严生活,共享时代发展红利。
推进共同富裕,必须破除三大认知误区。一不是平均主义、劫富济贫,国家依法保护合法财富与民营经济,整治非法暴富、垄断牟利,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二不是同步富裕、一刀切富裕,坚持循序渐进、梯度推进,杜绝绝对平均与躺平寄生。三不否定市场经济、不放弃高质量发展,唯有持续做大蛋糕,才能统筹发展与公平、夯实共富根基。
站在全新历史方位,改革开放上半场,“先富破局”解决了全民贫困难题;新时代下半场,“共富提质”主攻发展不均矛盾,先富使命已然落幕,共富征程全面开启。
从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到反垄断治理、三次分配改革,国家一系列顶层战略,都是从“鼓励先富”向“全民共富”的重大转轨,是坚守改革初心、践行社会主义本质、顺应民心大势的必然选择。
时代浪潮迭代向前,发展逻辑全面更新。当先富任务圆满收官,所有政策方针、治理重心都应锚定共同富裕。让奋斗更有价值、发展更有温度、公平更加彰显,奋力走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