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地下党刘国志被捕，在香港银行当经理的五哥赶回来营救，给徐远举送上一张空白支票，说：“要多少，数字随你写。”

1948年，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地下党员刘国志因叛徒出卖被捕，关进了渣滓洞。消息传回四川泸州老家后，刘家立刻动用了所有关系。

重庆市市长、省参议长接连写信向徐远举求情，宗亲中的高官甚至直接密电何应钦，请求刀下留人。经过多方斡旋，刘国志才从第一批处决名单中被暂时撤了下来。

刘国志出身名门，从小没有吃过什么苦。留学、经商、做官，他有太多安稳富足的人生道路可以选择。

他的五哥刘国錤当时在香港银行担任经理，又是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女婿，手中握有财富，也有相当广的人脉。

得知弟弟被捕后，刘国錤放下香港的一切，专程赶回重庆营救。

1948年8月，他第一次找到徐远举，送上纯金烟盒、名贵手表以及许多贵重物品。

徐远举收下礼物后松了口，表示放人并非没有可能，但刘国志必须登报声明脱离组织。

刘国錤获准进入渣滓洞探视弟弟。

那时的刘国志已经被关押了一年有余。牢里的饭出了名的难以下咽，沙多、糠多、稗子多。长期折磨之下，他脸色蜡黄，身体瘦得脱了形，囚衣磨出了毛边，脚踝也被镣铐磨得血肉模糊。
五哥看着弟弟，当场红了眼。

他劝刘国志先答应特务，签一份声明。只要走出监狱，立刻坐船去香港，从此远离重庆的是非，过自由安稳的生活。

刘国志却只是摇头。

他说：“我要是背叛组织，就算活着，也和死了没有区别。”
第一次营救，就这样僵住了。

转眼到了1949年，解放军一路向西南推进，重庆的国民党特务开始分批处决在押政治犯。
刘国錤再也坐不住了。他第二次从香港赶回重庆，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弟弟。

这一次，他摸清了徐远举的心思。

国民党大势已去，特务机关里不少人正忙着捞钱，为撤退和逃亡做准备。普通礼物，显然已经无法打动他们。

刘国錤索性拿出一张已经签名、盖好印章的香港银行支票，金额一栏却空着。
他把支票推到徐远举面前，说：“要多少，数字随你写。”

这是刘国錤第二次专程回来救弟弟，也是他能拿出的最后筹码。

他甚至不再坚持登报声明，只求刘国志写一份简单的悔过书。内容可以由他代笔，弟弟只需要签名。

只要这个名字落下去，刘国志就能活着离开渣滓洞。

徐远举也认为，这样的条件已经足够宽松。

在他看来，刘国志是出身豪门的少爷，年轻时参加革命，或许只是图新鲜、赶时髦。真到了生死关头，谁会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偏选择一条死路？

徐远举亲自陪着刘国錤去见刘国志，还在旁边劝道：
“你生在这样的家庭，要钱有钱，要路有路，何苦把命扔在牢里？”
刘国志没有看徐远举，只是盯着面容憔悴的五哥。

他的声音很平静：“这个字，我不能签。”
徐远举愣住了。

刘国志接着说：“要放我，就必须无条件释放。”

五哥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当着特务的面哭了出来。他甚至蹲下来哀求弟弟：
“你就当为了家里的老人，先活下来，行不行？”

刘国志弯下腰，把哥哥扶了起来。

他说：“我死了，有党在，就等于我还活着。我要是丢了信仰，就算活一辈子，也没有半点意义。”
空白支票最终没有换来释放令。

刘国錤不甘心，又找徐远举继续斡旋。徐远举却表示，即便收下巨额资金，如果刘国志本人不肯悔过，他也不敢擅自放人，上级盯得很紧。

此后，亲友们陆续来到监狱，轮番劝说刘国志。

有人告诉他，可以暂时假意妥协，先保住性命，等以后再寻找机会继续工作。
但刘国志看得很清楚。

一旦签下悔过书，不仅是个人名誉受损，还可能动摇地下组织，牵连仍在潜伏中的战友。

在狱中，他经受了一轮又一轮酷刑拷问，却始终没有吐露任何组织秘密。他还给亲人留下家书，表明自己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49年11月27日，距离重庆解放只剩三天。

国民党特务对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发动了大规模屠杀。刘国志被列为第一批押出牢房的人。
当时，他正趴在地板上写一首没有完成的诗。

听到特务喊自己的名字，他头也没抬，只对着门口说了一句：
“慌啥子，等老子写完了再走。”

随后，他扶着牢房门站直身子，把最后几句诗念给难友们听：
“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牺牲时，刘国志年仅28岁。

他不是没有退路。

他可以依靠家族关系获得营救，可以拿着财富远走香港，也可以用一纸悔过书换回自己的生命。
但他主动放弃了这些选择，走上了一条随时可能牺牲的道路。

徐远举混迹特务机关多年，见过为钱反目的人，也见过为权势下跪的人，却从没见过一个人面对金钱和生路，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