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上午8时15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钟声再次响起，日本举行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仪式，约5万人参加，出席者包括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高市早苗首次以首相身份到场，可今年最受关注的已经不只是悼念，而是日本究竟要往哪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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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6日和9日，广岛、长崎先后遭到原子弹轰炸，到当年年底，两地死亡人数估计分别达到14万和7万，如今日本仍登记在册的被爆者只剩9.1万多人，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6岁，亲历者越来越少，也让这段历史如何被继承变得更加紧迫。
 
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在今年的和平宣言中，直接批评一些政治领导人继续把核威慑视为现实手段，高市早苗则强调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采取“现实主义路线”，两种表述放在同一场仪式上，恰好暴露了日本国内越来越难遮掩的分歧。
 
式典前，广岛七个被爆者团体已准备向高市政府提出共同要求，明确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讨论核共享，认为这些主张背离被爆者的愿望，虽然目前没有可靠统计证明今年现场抗议规模超过往年，但反对声音确实已经从民间活动走进公开政策争论。
 
高市早苗之所以受到质疑，不是因为她参加纪念活动，而是她过去没有承诺在新版安全文件中继续原样保留无核三原则，还曾对第三条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提出疑问，这一条一旦松动，美国核武器能否临时进入日本就可能成为现实政策议题。
 
小泉进次郎近期的表态也需要说准确，他没有直接宣布日本应当制造或拥有核武器，而是主张围绕核政策进行“没有禁区的讨论”，随后又称政府仍坚持无核三原则，在我看来，这种一边强调坚持、一边要求打破禁区的说法，正是日本试探社会反应的典型方式。
 
所谓无核三原则，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最早由佐藤荣作在1967年提出，1971年又得到日本国会决议确认，它虽然不是一部单独的法律，却长期被日本政府称为国策，也是广岛、长崎记忆进入日本国家政策的重要制度出口。
 
但日本的核政策从一开始就存在矛盾，它在国内坚持无核三原则，在安全上却依赖美国提供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延伸威慑，日美从2010年起持续举行延伸威慑对话，2024年还首次召开部长级专门会议，所以日本并非远离核武，而是把核按钮交给盟友掌握。
 
日本至今没有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也没有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条约缔约国会议，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要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推动现实、渐进的裁军，我认为这套说法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日本嘴上追求无核世界，现实安全政策却不断强化核威慑。
 
因此，把广岛和长崎说成日本军事转向的“包袱”并不准确，它们更像一面镜子，逼着每一届日本政府回答同一个问题，如果核武器对人类不可接受，为何又要依靠核武器获得安全，如果核威慑不可替代，纪念活动上的废核承诺又准备怎样落实。
 
我也不赞成以高市立场强硬为由阻止她参加仪式，首相面对被爆者和历史现场，本来就是政治责任，真正有力量的做法不是把她挡在门外，而是让她站在慰灵碑前公开说明，未来是否坚持三原则，是否引入核共享，是否继续回避《禁止核武器条约》。
 
还有一层历史不能被忽略，广岛和长崎遭受的核灾难值得全人类反思，日本军国主义此前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各国民众造成深重灾难，同样不能被淡化，我认为承认核爆的人道悲剧，绝不等于允许日本只讲受害而回避加害责任。
 
至于美国驻日大使缺席引发的联想，目前证据并不充分，美联社明确报道美国代表参加了今年仪式，因此不能把某位大使是否亲自露面直接解释为美国态度变化，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座位上坐了谁，而是美国核保护与日本无核承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日本未来若真要突破第三条原则、引入核共享甚至讨论自主拥核，面对的绝不只是一次纪念活动还能不能参加，它还必须解释国会决议、国内反核民意、被爆者诉求、地区安全影响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任何一步都不该靠模糊措辞悄悄完成。
 
说到底，高市早苗当然可以年年到广岛献花，小泉进次郎也可以说需要讨论，但政治信用从来不看献了几束花，而看纪念仪式上的承诺能否约束现实政策，我的判断很明确，广岛不该成为日本包装和平形象的舞台，更不能成为推动军事转向后仍可照常使用的布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