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王死时已是皇帝身份，说实在的，死得轻如鸿毛。以高桂英为首的大顺残余兵力还有三十万余人，却并未追究程九伯的责任，程九伯反倒很风光，大顺军也不再打闯王的大旗。一个皇帝死在乡勇手里，部下仍有兵马，为何没人找程九伯算账？反常的不是李自成死得突然，而是大顺军很快改了旗号、换了方向，似乎无人愿为 “闯王” 复仇。1644 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进入北京，此时他已以皇帝身份发号施令。山海关失利后，局势急转直下，他退出北京，经山西退回陕西，1645 年又东出武关，进入湖北。关于李自成的死处和死因，史料说法不一。通山九宫山一带的地方志和程氏宗谱，将程九伯与他的死联系起来，称顺治二年五月，程九伯率乡勇在牛迹岭附近围杀一名大顺军首领，还携首级、珠盔、蟒袍和佩剑赴武昌报功。但问题来了，《通山县志》只写围杀 “贼首”，没直接提李自成；宗谱里又有 “李延” 的称呼。后来地方传说和部分史籍将此人认作闯王，“程九伯击杀李自成” 的说法影响很大，但严谨来说，应保留史料差异。程九伯得到的回报有较清晰的地方文献记载。湖广总督认可他的勇略，委任他为从八品的德安府经历，负责府衙文书、档案等事务。之后他又被选授正五品的西安府守备，可惜未赴任便去世。对一个活跃乡里的宗族人物来说，这样的升迁十分显眼。他不仅进入官府体系，事迹还被写入地方志的武勋记录，在乡里威望大增。所谓 “很风光”，并非金银满院，而是身份、名望和话语权都变了。更奇怪的是，大顺余部没集中追杀程九伯。李自成死后，军队未立刻消失，李过、高一功等人率部转入湖南。堵胤锡联络整编这些力量，形成忠贞营，大顺军进入新的军事体系。有人说高桂英是大顺余部核心，掌握三十余万人，但现有史料对此并无一致结论。可以确定的是，高桂英、高一功、李过等人与大顺旧部关系密切，但李自成死后，主要军事指挥者是李过、高一功及后来的李来亨。他们不再打闯王旗号的原因并不神秘。首领死后，军队首要面对的是生存，粮饷、地盘、盟友和新的敌我关系，都比个人复仇更急迫。继续用旧国号和旗帜，未必能聚拢力量，反而会让队伍孤立。忠贞营的出现，就是现实选择的结果。原大顺军余部改变组织形式，与新力量合作，在湘、桂、川和鄂西活动。李过去世后，李来亨等人坚持多年，直到 1664 年前后相关力量才退出历史舞台。这也解释了程九伯未遭报复的原因。大顺军失去统一中枢，各部转战分散，联络和行动目标改变，保住队伍、寻找立足之地比追查乡勇更现实。李自成之死暴露了个人威望与组织能力的差别。领袖在时能凭名号维系队伍，指挥中心一消失，部下就会重新站队。皇帝身份虽重，在乱局中或许只剩难以确认的遗体和报功物品。所以，这段历史不能只看 “英雄死得窝囊”，更要注意权力若过度依赖个人，无稳定制度、清晰继承和牢固协作，队伍再大也会失去方向。程九伯是否显赫是表面，让人警醒的是，李自成身后还有能战之人，却没多少人愿为他的名字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