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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糖与我家的故事］

1962的盛夏，天气特别炎热。乡村的草房虽然由于屋顶铺满稻草而隔热，但低矮的土墙，窄小的木窗，室内仍十分闷热。

母亲挺着十月怀胎的大肚子，艰难地在闷热的卧室内待产。

突然，靠窗的桌柜里飘来了一阵霉酸味……

母亲赶紧打开柜子，只见磁鼓（磁容器）口里浮出一片泛黄的泡沫🫧。母亲大惊失色，不好，古巴糖因为潮湿闷热而变质起沫。

这古巴糖甚是珍贵。196 2年7月的中国农村，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恐怖中逃出来的饥民，这糖的珍贵程度是今天如何也想不到的！

原来，这是初孕母亲的生育“补品”，因怀孕的资格由大队供销社凭票供应的“古巴糖”，只有5斤。

古巴糖是一种劣质原糖，杂质含量高。

而这5斤糖，是1962年安徽实行“包产到户”政策而刚刚缓过劲来才有的高级食品，也只有孕妇才有“补品糖”。

也是中国政府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勒紧裤腰带支援社会主义古巴而付出溢价购买的劣质货。

母亲怀的这个孩子就是我。她做月子的最重要最值钱的“营养品”就是这劣质的古巴糖。

这劣质的古巴糖是如何飘扬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

1960年11月17日，切·格瓦拉（拉美输出革命的激进武装斗争领袖，游击战争大王）领着老婆，以古巴国家银行行长身份不远万里抵达北京。

那时古巴革命刚站稳脚跟，美国即将启动全面禁运，哈瓦那的外汇命脉全压在出口糖上；

而中国自己正陷在饥荒时期最深的谷底，城市存粮按天数计算，外汇几近见底。

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互认兄弟，在现实里却是“一个急着卖糖换机器，一个需勒着裤带帮扶兄弟”。

格瓦拉在北京谈了整整十个小时。

他与中方签下的不是普通贸易单，而是一笔政治合同：1961年至1965年，中国向古巴提供2.4亿卢布（约6000万美元）无息贷款；

1961年溢价购买古巴原糖100万吨。

定价是这笔交易最刺眼的一幕。

1960年国际原糖现货价约6.92美分/公斤，中古协定价定在8.8美分/公今，这符合莫斯科经互会制定的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价！

只是看在格瓦拉上门强推的面上，中方虽然并不是经互会成员，也不好意思拒绝，只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为这100万吨古巴糖，中方要比进口澳大利亚糖多付出约1900万美元，等于把给古巴的无息贷款再暗贴一层。

这些古巴运来的糖远非中国人熟悉的白糖，是未经精炼的原糖——颜色呈棕褐色甚至发黑，颗粒粗糙，杂质含量高，比较肮脏。

这种原糖在加勒比称为“crudo”，通常需运往欧洲糖厂提纯精炼后才能成为市售白糖，但中国缺少大型加工厂，这批原糖到港后，只经过简单的除杂、破碎后就直接供应市场。

于是，中国百姓凭票买到了这种黑乎乎的、黏结成块的“古巴糖”，吃起来带着一股焦糖和咸杂味，与今日超市里晶莹洁白的砂糖完全是两种东西。

对当时饥饿的中方人民而言，这已是难得的甜味来源，但从食品工业标准衡量，古巴原糖就是制糖工业的中间原料，其品质也比当时中国已在进口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原糖低劣得多。

格瓦拉合同写得很硬：100万吨古巴原糖，限1961年一年内交清。但因古巴考恩特港运距漫长，保险昂贵，租船困难，首批糖半年才运抵天津新港，直到1962年年底，这100万吨粗原糖才全部交齐，最终一粒不少进了中国人的汤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