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法犯法！”湖北阳新，一男子是某看守所的一名辅警，对里面的规矩和门道了如指掌，值夜班时动了歪心思。他偷偷记下在押人员欲传递的口信，私下联络家属，并收受好处。消息传开，先后有40名在押人员视其为“能办事的人”，委托其转递物品、传递信息或给予特殊关照。家属们通过转账或送上成条黄鹤楼香烟作为回报，男子累计收受现金10.6万余元、香烟约30条，其中3.9万余元用于为在押人员购买槟榔、药品等物品。他自以为“够意思”，顺便赚点外快，实则严重违反看守所规定，破坏监管秩序。直到督察部门找上门，他才意识到事情兜不住了，主动投案。
 
据悉，万某是个90后，在某看守所工作，虽然还是个辅警，但依然有大好前途，在外人看来，工作也体面。
 
万某的日常工作，是从事巡视和监控，这份工作枯燥、重复，却至关重要，它像一道无形的屏障，保障着监区的安全与规范。
 
然而，看守所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这里关押着涉嫌各类犯罪的人员，他们渴望自由，也牵动着外面亲友的心。
 
对于在押人员来说，一包烟、一点零食、一句家里的口信，都可能是巨大的慰藉。
 
起初，万某可能只是出于“同情”或“帮忙”的心态，在巡视时，偷偷帮某个在押人员带句话给其家人。
 
正是这种从“小事”开始的、看似“无伤大雅”的越界，为他日后的深渊埋下了伏笔。
 
渐渐地，万某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大，他不单是帮一两个人，而是发展到了为40名在押人员提供“服务”。
 
他的“服务”内容也从最初传递简单信息，升级为转递各类物品，甚至利用职务便利给予特定的“特殊关照”。
 
这40名在押人员中，有一个叫刘某的，他们通过秘密方式联系上外面的亲属，再由亲属找到万某。在押人员需要什么，外面的亲属就提供什么，而万某则成为那个跨越规矩、输送“补给”的中间人。
 
期间，万某收受的部分亲属钱款累计达到了106730元，同时，他还收受了大约30条黄鹤楼牌香烟，其中不乏价值不菲的高档品种，比如后来被扣押的“黄鹤楼1916”。
 
在收受钱财的同时，万某也进行着另一项操作，他从收受的10万余元中，拿出了39159.46元，用于为在押人员购买食物、生活用品、香烟、槟榔，甚至药品。
 
这个细节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引人深思。万某的行为，并非纯粹的“收钱不办事”，他甚至主动“让利”了一部分给在押人员。
 
这或许是他平衡内心不安的一种方式，用“我也给你们花了钱”来自我安慰，仿佛这样就能将权钱交易，粉饰成一种“各取所需”的互助。
 
但这种“取之于囚，用之于囚”的做法，在法律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它不能改变万某滥用职权、破坏监管秩序的本质。
 
就像一个守门人，收了别人的钱，放不该进的人进了门，即便他事后分给了邻居一些好处，也无法改变他背叛了守门人职责这一事实。
 
案发后，万某从这复杂的“生意经”中惊醒，陆续退还了在押人员及其亲友共计27700元。并在2025年8月12日，在公安机关督察审计大队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主动去检察院投案。
 
随后，检察院以滥用职权罪对万某提起了公诉。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结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规定，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法院指出，万某身为看守所辅警，依法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在长达18个月时间里，为40名在押人员转递物品、传递信息，收受钱款10.6万余元及香烟30条，属于滥用职权行为。
 
万某的行为持续时间长、涉及人员多，严重扰乱监管秩序、损害司法公信力，构成恶劣社会影响，符合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
 
至于万某将3.9万余元用于为在押人员购物，仅影响违法所得数额认定，不影响定罪。
 
不过，在量刑层面，万某在督察部门陪同下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依法成立自首，结合《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在法庭上，万某自愿认罪认罚，签署具结书，结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最终，综合考虑，法院判处万某有期徒刑一年，依法没收作案工具及赃物。
 
这个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远不止万某从执法者沦为阶下囚的个人悲剧。
 
40名在押人员、10万余元流水、30条香烟……这些数字指向一个更深的问题：监管制度的探照灯，为什么没能更早照进监区的角落？一个辅警能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搭建起如此规模的违规网络，究竟是个人胆大妄为，还是制度执行本身存在盲区？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