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教授有句话，听了让人脊背发凉。 他曾经说一旦中日开战，千万不能出现盲目自信的错误，因为在甲午开打前，日本间谍已在中国潜藏了二十多年，他们甚至清楚北洋舰队每日的伙食是啥。
 
甲午战争打响前，日本对中国进行的调查并非临时起意，也不是几个冒险者各自行动，而是持续多年、覆盖广泛并与军政机构相互配合的情报工程。
 
1886年以后，以汉口乐善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等为依托的调查网络逐步扩大，人员搜集到的资料随后被整理成三大册、两千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
 
从交通条件到商业税制，从地方风俗到物资产量，许多看似零碎的内容被放在一起，便成了一份可以服务战争准备的基础档案。
 
 
1893年4月，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来到中国，在天津停留约一个月，参观机器局、武备学堂和炮兵操演，还察看北塘炮台及天津周围地形。
 
当时一些清朝官员把这样的活动当作普通访问，甚至主动提供便利，军事设施、训练水平和防务漏洞就这样暴露在对方眼前。到了1894年，目标已经十分明确。
 
宗方小太郎乔装进入威海卫，对北洋舰队的舰船、水雷、港口和岸防情况进行观察，并将所得资料交给日本海军。现存日记与研究资料能够证明他曾多次前往山东沿海刺探军情，但网络文章里常见的“登上定远舰检查主炮”“发现炮塔顶盖只有一英寸厚”等说法，目前证据并不充分，不能为了文章好看便写成定论。
 
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棻泄密一案，则有较为清楚的记录。日本间谍石川伍一以洋行职员身份接近刘棻，从他手里获得军械营枪炮、火药、子弹以及军械所生产和库存情况。
 
 
1894年战争爆发后，石川伍一在刘棻住处被捕。这件事说明，泄密并不一定发生在戒备森严的军营里，一张清册、一次收买、一个能接触文件的小职员，都可能让多年积累的军备情况落到对手手中。
 
1894年7月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袭击北洋舰船，并击沉运送清军的“高升”号。部队尚未行动，调兵消息已被探知；军事设施允许外人参观；错误情报传上去以后，也缺少有效复核。
 
间谍只是伸进来的手，真正让这只手得逞的，是内部长期存在的缝隙。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工业基础、国防体系、科技能力和国家动员水平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拿甲午时期的力量对比生搬硬套到当下，没有任何依据。
 
 
不过，国力强大并不等于可以轻视风险。越是拥有完整体系，越要警惕数据泄露、网络攻击、供应链渗透以及以学术、商业和技术合作为掩护的非法情报活动。
 
现实中的日本军事动向也值得持续关注。2026年8月4日，日本政府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把修改防卫装备转移政策、提前调整安全保障文件以及无人装备、人工智能等“新作战方式”列入重点内容。
 
中方国防部当天回应指出，日方借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为军事松绑寻找借口，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甲午留下的教训，从来不是让人害怕日本，更不是用未经证实的故事制造紧张，而是提醒我们，真正可靠的自信必须建立在清醒和准备之上。
 
装备可以更新，制度可以完善，情报安全却容不得半点松懈。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歪曲侵略历史的危险动向，中国既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也不能把警惕当成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