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0岁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流落街头，却遇到了曾经的老仆人，仆人每天上街帮他捡来白菜帮子窝头充饥，表弟张伯驹知此情况后大惊失色，要将他接回承泽园。

袁克定的困顿，从来不是一朝一夕酿成的悲剧。袁世凯离世之后，袁克定虽分得一笔不菲家产，却没有谋生立业的本事。昔日锦衣玉食的生活惯性难以割舍，坐吃山空之下，家底被一点点消耗殆尽，往后只能依靠变卖家中物件勉强度日。

早年投身帝制的选择，给他背负了一生难以洗刷的舆论评价，昔日门庭车马喧阗，宾客盈门，到暮年之时，愿意向他伸出援手的，反而是同样生计拮据的旧日仆人。

老仆能够给予的帮扶十分有限。菜市场散场之后，被丢弃的白菜帮子、零碎菜叶，捡拾回家清洗干净，配上粗硬窝头，便是一日的口粮。

旁人看见的，只是一个潦倒落魄的旧世家子弟，老仆念及的，却是往昔在袁家受过的一碗饭恩情。顺境之中施予善意不难，自身尚且艰难度日，仍愿意分出一口温饱，这份情义，才更显弥足珍贵。

张伯驹听闻袁克定的境遇，便将他接到承泽园居住。二人虽是表亲，可亲情之外，更多的是一份悲悯的照拂。张伯驹为他安置居所，包揽全部生活开支。

寄居张家的袁克定，极少参与家里的宴饮聚会，多数时候闭门伏案读书。他精通英、德两门外语，屋内留存不少德文典籍，闲暇时也做过文字翻译。曾经站在时代权力漩涡中心的人物，晚年把人生收缩到读书、起居，凡事尽量不给旁人增添麻烦。

张家后人回忆，袁克定身形干瘦，常年一袭长袍配小帽，出行依靠拐杖。1912 年一场坠马意外损伤腿部，致使他终生行走不便。

他没有烟酒嗜好，与人相见总会欠身行礼，对待家中孩童也谦和有礼。家中亲友论诗、品曲、赏书画的热闹场合，他大多选择闭门不出，独自翻阅线装古籍与棋谱。苦难没有磨出满身戾气，沉默，便是他与过往一生和解的方式。

承泽园本身也藏着一段文物守护往事。1946 年，为阻止展子虔《游春图》流失海外，张伯驹变卖城内宅院与夫人首饰，重金将古画购入，举家迁居承泽园。1953 年，承泽园移交北京大学，张家举家搬迁，依旧专门为袁克定另寻住处，接济从未中断。

真正让袁克定的晚年值得回望的，是抗战时期守住的民族底线。日方妄图借袁世凯长子的身份笼络北洋旧部，多次拉拢他出任华北伪政权职务。彼时的袁克定早已囊中羞涩，却不愿出卖身份换取安逸，以身体抱恙为由坚决回绝。

也有人劝说他把河南洹上村袁家祖产卖给日方，同样遭到他的拒绝。

但这份晚节，并不能抵消他早年鼓吹帝制的历史罪责。看待历史人物最忌二元化切割，不能凭晚年一桩守节之举，就将前半生的过失一笔勾销；也不可因为过往的过错，便全盘抹杀危难时刻守住的本心。功过各归其位，才是读史者该有的清醒。

新中国成立后，袁克定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拥有稳定薪俸。他多次想要拿出收入补贴张家开销，张伯驹始终婉拒不收。1958 年，袁克定离世，终年八十岁。

世人往往在风光之时看清一个人的张扬，却要等到退路全无，方能窥见一个人的底色。财富、名望、靠山尽数消散之后，还能守住不可逾越的底线，才是人性最沉重的答卷。世间从没有完美的人，一生的是非对错，终究要留给历史客观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