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5军副军长张天云去看戏时，偶然遇到了一位挑夫，越看越眼熟，而挑夫也注意到了他，嘀咕道：“哎，这不是我哥吗？”


那汉子约莫三十来岁，精瘦，赤着脚，草鞋挂在扁担头上，穿件看不出颜色的对襟短褂，后背全让汗湿透了，洇出深深浅浅的水印子。


张天云盯着那背影瞧了两眼，心里莫名地咯噔了一下。


那挑夫似乎察觉到身后有人，挑着担子往前走了几步，又放慢了脚步。


他侧过脸来，目光正好撞上张天云的眼神，两人就这么隔着两三步远，愣在戏院门口的日头底下。


挑夫的眼睛瞪圆了，嘴唇动了动，像是说了句什么，声音混在嘈杂的人声里，听不真切。


张天云却像被钉在了原地，那眉眼，那鼻梁，尤其是左眉角那颗小痣，他太熟悉了。


挑夫把担子往地上一放，木桶磕在石板路上，水晃荡得厉害。他抬手用袖子抹了把脸，往前凑了一步，声音有点发颤：“哎，这不是我哥吗？”


这一声不大，可周围几个人都回头看了，张天云两步跨过去，伸手就去攥那汉子的胳膊。


掌心底下，是骨头和硬邦邦的筋肉，还有一层叠着一层的老茧。他张了张嘴，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好半天才挤出两个字：“天义？”


“是我。”张天义咧开嘴笑了，眼角却红了，他把手在裤子上使劲擦了擦，想回握过去，又觉得自己手脏，犹豫了一下，还是被张天云一把抓住了。


十六年了，1933年秋天，张天云瞒着家里去参加红军，走的时候张天义才十四岁，瘦得跟豆芽菜似的，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手里攥着半块玉米饼子，说要给哥路上吃。


后来音讯全无，家里人只当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没想到在汉口这戏院门口，兄弟两个撞了个正着。


“你咋在这儿挑上水了？”张天云上下打量着弟弟，目光落在他肩膀上的压痕和脚上的裂口。


“混口饭吃。”张天义说得轻松，伸手想把滑下去的扁担往上扶一扶，“哥，你当大官了？”


“啥大官，当兵的。”张天云松开手，从兜里摸烟，手在兜里停了停，没摸出来，又放下了。他问弟弟：“家里头呢？娘呢？”


张天义低下头，拿脚尖蹭了蹭地：“娘走了，五年了，你走之后第三年，爹也没了。就剩我，后来在老家活不下去，一路要饭要到汉口，就留在这儿挑水，挣口饭钱。”


几句话说得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可张天云听得出来，这里头藏着多少日子。


“别挑了，今儿个别干了。”张天云说。


“那不成，”张天义把扁担又夺回去，“这水是给戏班子里送的，送晚了人家要骂娘。”
“我去说。”


“别，”张天义拦住他，“你穿这身衣裳，去跟人讲理，人家该害怕了。我送完，送完就回来找你。”


张天云没再坚持，他看着弟弟重新挑起那两桶水，桶里的涟漪还没平复，人已经挤进了戏院后门那条窄巷。


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日头晒得额头冒汗，也没挪地方。


半个时辰后，张天义回来了，他换了一件稍微干爽的褂子，大概是跟旁边哪个相熟的伙计借的。


两兄弟在戏院斜对面的一家茶棚子里坐下，张天云要了两碗凉茶。


张天义捧起碗来咕咚咕咚喝了大半，喉结上下滚动，喝得急了，水从嘴角淌下来，他用手背一抹，笑了：“哥，我都没敢想，还能见着你。”


“我也没想到。”张天云把茶碗推过去一点，“晚上别挑水了，跟我走，吃顿好的。”


“那不行，明天还有好几家的水要送。”


张天义摆摆手，又赶紧说，“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现在有媳妇了，还有俩娃，都搁在武昌那边租的棚子里住着，一大家子，不能没饭吃。”


张天云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他伸手在弟弟肩膀上拍了一把：“有娃了？好事。走，带我去看看。”


张天义站起来，裤腿上的泥点子已经干了，白花花的，他忽然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两个还温热的芝麻烧饼。


他把烧饼往张天云手里塞：“哥，你吃，这玩意儿我早上买的，本打算当午饭，你吃。”


张天云看着那烧饼，饼皮上沾了点布屑。他拿起来，咬了一大口，芝麻香混着点烟火气，在嘴里嚼了半天才咽下去。


“甜。”他说。


张天义挑了十几年水，走惯了路，脚底板快，可今天他故意放慢了步子，时不时侧过头来看看身边的哥哥。


“看啥？”张天云问。
“没看啥，”张天义嘿嘿一笑，“就是觉得，像做梦。”
“不是梦。”张天云说。



江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鱼腥气，把两人的衣角吹得翻卷起来，码头上有人在卸货，号子声一阵高一阵低。张天云忽然停下来说：“以后别挑水了，太累。”


“不累，”张天义把扁担从左手换到右手，“有你在，就不累。”


张天云没再说话，只是伸出手，把弟弟肩上的担子往自己这边挪了挪，那副担子依旧沉甸甸的，压在肩上，却不再只是一个人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