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拿了福特基金，去了美国培训，然后中国婚检制度就变了？
 
1996年，一份与美国福特基金会有关的公开资料里，出现了李楯的名字。当时，他受聘担任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顾问，参与评估基金会在中国资助的法律项目。
 
两年后的1998年，李楯去了美国，考察当地的司法制度和法官培训。后来，他进入清华大学从事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并公开反对把婚检证明作为领取结婚证的必要条件。
 
到了2003年，中国实行新的《婚姻登记条例》。
 
从那以后，男女双方只要带着户口簿和身份证，就能登记结婚，不用再向民政部门提交婚检证明。实行多年的强制婚检，正式变成了个人自愿。
 
李楯当时的理由很直接。
 
结婚是公民自己的事情，身体情况也属于个人隐私。即便一方患有疾病，只要另一方知道情况，并且愿意结婚，行政机关就不应该拦着。
 
这套说法听起来很顺。
 
婚姻自由、个人选择、减少干预，每一个词都很容易得到支持。以前婚检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地方指定医院，有的项目乱加，有的收费不透明。年轻人想领一张结婚证，还得在医院和登记处之间来回跑。
 
可制度一松开，结果来得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快。
 
2004年，全国婚检率一下跌到不足3%。原本大多数新人结婚前都会检查，政策调整后，每100对新人里，主动去婚检的可能只剩两三对。
 
上海过去的婚检率接近百分之百，后来也迅速跌到个位数。广东、江苏等地的情况同样差不多。
 
很多人不是反对婚检，而是觉得麻烦。
 
准备结婚时，买房、装修、办酒席已经够忙了。身体平时没什么不舒服，自然觉得没有必要检查。还有人担心查出问题影响婚事，干脆闭口不提。
 
可疾病不会因为不检查就消失。
 
有些严重传染病和遗传性疾病，外表根本看不出来。一个人能吃能喝、正常工作，不代表身体一定没有问题。
 
曾经有医生接诊过一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女性。婚检时，医生提醒她暂时不适合怀孕，最好先接受治疗。
 
她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结婚后很快怀孕。随着胎儿长大，心脏负担越来越重，最后大人和孩子都没能保住。
 
婚检并不是检查出疾病就不让结婚。
 
发现梅毒，可以先治疗；发现乙肝，可以做好母婴阻断；查出地中海贫血基因，可以进一步判断孩子患重病的风险；身体不适合怀孕，也可以先调养，再考虑生育。
 
它真正要做的，是把风险提前摆出来。
 
更让人担心的是隐瞒。
 
上海曾经发生过一起案件，一名男子结婚前已经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却一直没有告诉女方。两个人顺利领证，直到女方怀孕以后，男子才说出实情。
 
女方无法接受，最后只能通过法院撤销婚姻。
 
在我看来，婚姻自由必须建立在知情之上。
 
你知道对方患病，依然愿意和他结婚，这是选择；对方把病情瞒着你，等领证甚至怀孕以后才说，那就不是自由，而是欺骗。
 
取消强制婚检以后，各地很快开始补漏洞。
 
不少地方推出免费婚检，把检查点设在婚姻登记处附近，有的还把艾滋病、梅毒、乙肝和地中海贫血筛查纳入免费项目。
 
说到底，还是要想办法把年轻人重新请回检查室。
 
这场变化最值得琢磨的地方，也正在这里。
 
李楯参与过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法律项目评估，去美国接触过当地司法制度，回来以后持续强调个人权利、婚姻自由和减少行政干预。几年后，婚检制度确实沿着这个方向发生了改变。
 
而制度改变带来的后果，也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婚检率大幅下降，重大疾病隐瞒纠纷出现，各地又不得不花钱推广免费婚检。
 
我并不认为婚检过去存在的乱收费、乱检查就不该管。该砍的项目要砍，该取消的收费要取消，个人隐私也必须保护。
 
可解决执行中的问题，不等于把整道健康关口直接拆掉。
 
更合适的办法，是由国家提供免费的基础婚检，重点检查严重传染病、遗传病和影响生育的疾病。同时明确规定，涉及伴侣和下一代健康的重大疾病，不能故意隐瞒。
 
这样既保留了结婚的自由，也不会让毫不知情的一方承担全部风险。
 
2003年那场制度变化，给年轻人省掉了一张婚检证明，却也让很多本该提前发现的问题，被悄悄带进了婚姻。
 
最后承担代价的，不是提出观点的人，也不是参与项目的基金会，而是一个个普通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