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63 岁喜得幼子张仁蠡，九年后张之洞病逝。这位被父亲疼爱的名门子弟，后来投靠日本侵略者，历任多处伪政权要职，沦为汉奸。1951 年，张仁蠡因叛国罪行在北京被依法执行死刑。


1940年7月，日军在汉阳兵工厂废墟中发现一尊张之洞石像，随后交给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次年，石像被移入以张仁蠡名字命名的“蠡园”。

张之洞督鄂多年，汉阳铁厂、兵工厂、学堂和张公堤都与他的名字相连；三十多年后，他的幼子坐在日军扶植的市长位置上，又把父亲的石像抬进伪政权控制的公共空间。

张仁蠡交给侵略者的，除了自己的职务，还有张之洞在武汉积存数十年的地方声望。

这层利用早于武汉沦陷。1935年11月，日本策动殷汝耕在冀东建立伪政权，张仁蠡出任民政厅长。两年后卢沟桥事变才爆发，他已经进入日本分割华北主权的行政机关。

1937年的《冀东政府公报》中，仍能看到“厅长张仁蠡”署名的训令。这个职位要处理县政、警务和人事，张仁蠡很早便成了傀儡统治的执行者。

张仁蠡1900年出生，1909年张之洞去世时，他只有九岁。成年后，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做过湖北督军公署秘书，也有县政经历。教育背景和官署经验没有阻止他附逆，反而提高了他的使用价值。日军需要能够读懂公文、熟悉地方社会、懂得征税和调动人员的中国官员；张仁蠡具备这些条件，又顶着张之洞幼子的身份。

一个普通投敌者只能摇旗呐喊，他能够把日军的要求变成市政府的命令。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
日军占领三镇后，街道可以由宪兵巡查，户籍、税收、学校、市场和堤防却不能长期依靠军队直接处理。1939年4月20日，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张仁蠡出任首任市长。市政府继续发告示、收捐税、管学校，百姓面对的仍是中国官署和中国官员，命令的来源已经转到驻汉日军手中。张仁蠡替占领者降低了管理一座大城市的成本。

他随即把父亲留下的地方记忆嵌入伪市政。
张之洞石像先进入伪市政府，后来移往蠡园；长丰北垸修整后，又出现“小张公堤”的称呼。张公堤原是武汉防洪工程，张之洞的督鄂经历在当地也有广泛影响。石像、公园和堤名被放进张仁蠡主持的工程中，日军扶植的机关便多了一层熟悉的外观。

市民看到的是旧总督的名字，决定市政方向的却是日本特务机关和傀儡政府。

市政工程后来成了张仁蠡为自己开脱的理由。
沦陷中的武汉确实需要防洪和道路维护，某些工程也会给居民带来便利。1951年公布的罪状列得很具体：张仁蠡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伪天津特别市市长期间，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和完成“大东亚战争”，并为日军强征铜铁，强迫青年学生充当劳工。

修堤和征工由同一套行政机构推动，几项市政工程无法冲销他服务侵略战争的责任。

张仁蠡还把合作伸进文化领域。1941年，他兼任伪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理事长。该组织宣扬所谓“中日合作”和“东亚文化”，又将黄鹤楼、张公堤、两湖书院等武汉遗存纳入参观与宣传。

日军夺取了城市空间，伪文化机构又试图重新解释这座城市的过去。
张仁蠡熟悉父亲在武汉留下的遗产，也熟悉地方士绅看重的文化符号，他把这些资源交给伪组织使用。

1943年11月15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将天津特别市公署改称天津特别市政府，任命张仁蠡为市长。

他从冀东民政厅转到武汉市政府，又从华中转往天津，连续在日本控制下的行政体系中任职。地点变了，伪政权的名称变了，他承担的工作没有改变：替占领者管理中国人口、物资和城市机构。

日军把他视为可以跨地区使用的高级合作者。

这一连串任职也划清了选择与胁迫的界限。

冀东伪政权建立时，张仁蠡三十五岁；出任伪武汉市长时三十九岁；转任伪天津市长时四十三岁。

从华北到华中，再回到华北，每一次升迁都伴随着新的任命和新的权力。他没有在某个节点退出，也没有被长期固定在一个无关紧要的虚职上。日军统治区域不断扩大，他的官阶和活动范围也跟着扩大。

到1951年，张仁蠡住在北京松树胡同下洼子一号。
5月22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一批反革命罪犯执行判决。

次日刊出的《人民日报》刑场纪实列出他的姓名、住址、伪职和罪行，认定他为汉奸。判决没有讨论张之洞的功业，被追究的是张仁蠡从伪政权任职、宣传侵略到征集物资和劳工的一连串行为。

家世曾给他提供政治资本，到了法律追责时，只剩个人选择和具体责任。

汉阳兵工厂废墟中的那尊石像，划出了父子之间最清楚的界线。张之洞在武汉留下工厂、学堂和堤防，试图用国家力量建设城市；张仁蠡掌握同样的官署语言，却拿它替侵略者组织市政、征集物资、控制舆论。

1951年5月22日的判决结束了他的生命，也否定了以家世和局部工程遮盖伪职责任的办法。名望可以被借用一时，十年间接受的任命、签发的公文和执行的命令，却无法随石像一起埋进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