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长久将张发奎视作倾向反共的国军将领。直到他离世十二年之后，遗孀刘景容对外透露一段往事：抗战期间，张发奎清楚麾下不少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选择不予追究，多次顶住上层压力，暗中保全大批进步志士。

1992年，杨应彬拜访刘景容时，问起一件埋在心里多年的旧事：张发奎当年究竟知不知道，自己身边那些能写文章、做宣传、管机要的人中，有中共地下党员？

刘景容的回答没有传奇色彩。

她说，张发奎知道这些人的政治思想倾向在共产党一边，至于有没有秘密组织，他不愿深究。

张发奎1980年在香港病逝，这番话出现在十二年后。它没有把一个反共将领改写成中共同情者，却留下了一个难以回避的矛盾：他镇压过广州起义，战后又参与清剿华南中共武装，为何偏偏让一个秘密支部在自己的核心机关里存续多年，还在几次险情中替成员挡住追查？

1937年淞沪战事爆发后，张发奎需要一批能够做宣传、联络和群众工作的人员。战地服务队进入他的部队，其中十名中共党员秘密组成特别支部。此后，这个支部先后有二十二名党员活动在张部。

1938年底，战地服务队解散，部分成员没有离开，反而被分散安置到秘书、参谋、警卫和政治工作岗位。公开的队伍消失了，地下组织却进入战区机关更深处。对张发奎来说，这些人能办文电、跑地方、组织民众，也熟悉前线需要，正是战时不可缺的骨干。

对特支而言，分散任职既增加了活动空间，也意味着任何一人暴露，都可能牵出整条关系。
张发奎不可能完全看不出他们的政治倾向。长期共事，哪些人亲近左翼，哪些人常替进步青年说话，他心里大致有数。

可政治倾向、党员身份和秘密组织，是三层不同的东西。若要深查，他可以交给军统、中统，也可以借上级命令清洗一遍；他选择继续任用，只要这些人仍能办事，没有公开挑战他的军令。

朱河康遇险时，这种选择第一次显出分量。

据左洪涛晚年回忆，朱河康被政治部门指为“共党分子”，左洪涛没有正面承认其身份，而是把问题转到战区长官的用人权上，最终争取张发奎同意，让朱河康以请假的方式离开。

朱河康得以脱身，不是因为张发奎忽然接受了共产党，而是地下党员抓住了他维护部属、反感外部机关越权的性格。

杨应彬在军校受审查时，处理办法更隐蔽。
张发奎并不知道他正面临怎样的危险，左洪涛也没有把底牌摊开，只强调杨应彬成绩突出，能为第四战区争光，请张发奎出面嘉奖和关照。

张发奎的信件送到军校后，审查压力随之减轻。这里发生作用的，是他的职位和信誉；而把这份权力引向救人，则是特支成员的判断和操作。

更直接的压力来自蒋介石侍从室。
依照左洪涛等人的回忆，侍从室曾要求控制左洪涛等四人。张发奎没有照办，还回电为他们担保。这个举动有保护部属的一面，也有维护战区自主权的考虑。

把身边骨干随手交给外部特务机关，等于承认自己的机关失控，也等于容许别人伸手进他的地盘。张发奎保住了四个人，同时保住了自己作为长官的权威。

1945年，杨应彬与郑黎亚结婚，身份疑云仍未消散。张发奎出席婚礼并担任证婚人。
这个公开动作，比辩解更有效。继续追查这对新人，便不只是查两个青年，还会碰到张发奎的脸面和判断。
他的容忍有清楚边界。

抗战胜利后，张发奎对东江纵队态度强硬，参与围堵和清剿华南中共武装。他可以保住熟悉、能干、服从军令的个人，却不能接受共产党在广东保存独立武装。

私人信任可以挡住一次审查，无法消除政权竞争。

特支十年未被破获，也不能全算在张发奎一人名下。
二十二名党员分散任职，保持秘密联系，遇险时彼此掩护，又不断利用战区内部的权限冲突争取空间。张发奎的不深究给了他们缝隙，特支自己的纪律和应变，才让这条缝隙维持了十年。

1947年，杨应彬、郑黎亚准备离开广州，向张发奎请假。

张发奎批准了。两人走后，特支最后一批成员撤出张部。那张准假批示没有洗去张发奎镇压共产党武装的责任，也没有证明他接受了地下党员的道路。它只留下一个具体结果：在可以扣留、移交、追问到底的时候，他又一次放人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