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8日，身在台湾的蒋介石接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报里表示，中国大陆的翻译员周鸿庆在访问日本时，突然逃到苏联驻日本大使馆。
1964年1月12日，一艘日本客轮驶进大连港。周鸿庆走下船时，妻子和两个孩子已经等在那里。三个月前，他只是代表团里的一名翻译；三个月后，他却让日本内阁反复商议，也把台日关系推到了几乎破裂的边缘。
事情闹得这样大，并不全是因为周鸿庆。1963年夏天，日本池田勇人内阁批准为向中国大陆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提供融资。台湾当局认为，日本正在借做生意加快同大陆接近，双方的不满早已越积越多，只差一个导火索。
导火索偏偏来自一个普通人。周鸿庆随中国油压机械代表团赴日考察，负责翻译。原定10月7日回国的当天清晨，他独自离开东京住处，乘出租车寻找台湾当局驻日机构。司机不清楚地址，他自己也认不准路，最后在苏联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下车并进入使馆。
关于他为什么突然出走，后来流传过不少戏剧化说法。较能确认的是，他在回国前因言谈受到同伴提醒，担心回去后被处理，一时慌乱，决定不跟代表团回国。这不是一套提前安排好的计划，从他后来不断改变去向，也能看出当时的仓促和失措。
苏联使馆并没有长期留下他。日本政府多次交涉后，10月8日凌晨2时左右，周鸿庆被交给日本警方。10月9日，他又被转送东京入境管理部门。此时他的在日停留期限已经届满，日方表面上只需按入境规定办事，实际上却一步也不敢轻易走。
周鸿庆最初的说法并不稳定。他先提过去台湾地区，随后又想留在日本，还考虑前往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地。台湾当局抓住他早期的表态，派人接触，希望日本把人交给台湾地区，并把这件事塑造成一次有象征意义的“来归”。
10月8日的消息传到台湾地区后，蒋介石很快意识到，这件事可以用来向日本施压。他关心的不只是一个翻译员，而是日本究竟把台湾当局放在什么位置。若日本同意周鸿庆回大陆，台湾当局便会把它理解成日本对华政策继续转向的又一信号。
这一判断还有更深的背景。此前，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曾公开谈到大陆形势，台湾当局已经十分不满；维尼纶设备出口又涉及日本输出入银行融资，更被看成不是普通民间买卖。周鸿庆突然出现，等于把贸易分歧、外交猜疑和宣传需要全压在了一个人身上。
日本政府内部也不是一个声音。外务和入境部门倾向把案件当作法律问题，强调应尊重本人最后的明确意愿；亲台力量则担心放人回大陆会引发严重外交后果。时任法务大臣贺屋兴宣同台湾方面关系较近，日方甚至出现“离境命令已经签发，却暂不交付出境许可”的做法。
转折出现在10月下旬。周鸿庆逐渐放弃赴台和留日的想法，10月24日公开表示要回中国大陆。两天后，日本入境管理部门签发强制离境命令，送返地点也是中国大陆。按正常程序，事情本可结束，可日方迟迟没有发给他实际离境所需的许可。
台湾当局随即加大压力，要求日本暂缓放行，并反复强调周鸿庆早先曾表达赴台意愿。日本一面不愿推翻行政决定，一面又怕台日关系断裂，只能继续拖延。周鸿庆被夹在中间，眼看已经决定回家，却始终走不了。
11月1日，他开始绝食，要求尽快回国。到11月7日，身体状况恶化，日本方面准许他暂时离开收容场所，转入日本红十字会医院治疗。此后他在12月7日和24日又发表声明，去向已不再摇摆：不去台湾地区，只要求返回大陆。
这时，日本国内支持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团体不断增加，国会议员也开始追问政府，为何已经发出离境命令，却迟迟不让人离开。美国同样担心台日矛盾冲击其东亚安排，驻台人员出面劝台湾当局不要采取过激行动，事件早已超出个人选择的范围。
日本政府最终在1964年1月1日决定准许周鸿庆出境。1月12日，他乘“玄海丸”抵达大连。台湾当局随后召回驻日高层人员，停止部分对日采购，台湾地区还发生抵制日货及冲击日本驻台机构的事件，双方关系迅速跌入低谷。
日本也不愿失去同台湾地区的既有联系。1964年2月下旬，前首相吉田茂赴台斡旋，多次同蒋介石会面，台日关系才慢慢缓和。可裂缝已经摆在桌面上：日本想扩大同中国大陆的经贸往来，又不愿马上改变对台关系，这种两头兼顾的做法注定处处受压。
在我看来，周鸿庆事件最值得注意的，不是一个人清晨进入了哪座使馆，而是各方如何把他的犹豫放大成政治筹码。周鸿庆确实因一时恐惧做出了错误选择，日本政府也因顾虑太多一拖再拖；台湾当局则试图借机迫使日本表态，结果反而让矛盾全面公开。
最后真正推动结局的，仍是当事人持续而明确的回国意愿。一个普通人被推到冷战前台后，越多力量想替他决定去向，事情就越容易失控。这场持续三个多月的风波，也说明外交较量一旦离开事实和法律，再小的偶发事件，都可能被推成难以收场的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