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三名海军战士在杀害7名干部后，抢走一份关乎全党生死存亡的机密文件，叛逃台湾，周总理得知后怒令：不惜一切代价，在半路把他们打下来！

1月8日，福州军区守备第7师船运大队接到运输任务。F131艇从马尾出发，驶往霞浦，船上装有柴油、军用海图、枪支、弹药等物资。
艇上一共十个人。夜航期间实行灯火管制，船舱和甲板几乎一片漆黑，只有海浪不断拍击船身。
吴文献负责领航，吴珍加熟悉轮机，吴春富掌管枪械。方向、动力和武器三个重要岗位，恰好掌握在他们手里。
三人来自同一地方，平时来往密切，早已产生逃往台湾地区换取赏金和待遇的想法。他们没有临时起意，而是一直在等待一个便于控制船只、夺取武器的机会。
当登陆艇驶近马祖海域后，三人突然动手。
艇长甘久郎以及魏献美、陈振新、张正庆、许忠义、施林岳、杨保先后遇害。原本还在同一条船上值班、吃饭、交接任务的人，转眼倒在枪口下。
三名行凶者控制驾驶舱和轮机后，立刻改变航向，将F131艇开往马祖。艇上的军用海图、武器和运输资料也被一并带走。
消息传回福建前线时，事情的严重性已经远远超出普通逃跑。
前线一时无法判断，三人究竟带走了多少资料，其中是否涉及沿海航线和部队部署。任何一点有价值的信息落到对方手中，都可能被反复研究和利用。
还有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台湾当局准备把三人接到台北，通过记者采访、公开欢迎和集中宣传，将一场杀害战友、劫持军艇的血案，包装成所谓“投诚”。
一旦接运飞机安全落地，三人很快就会被推到媒体面前。对岸广播也可能借机继续向大陆沿海喊话，对部队思想和海防安全造成影响。
福州军区连夜分析情况，并在1月9日凌晨上报空中拦截计划。中央批准行动后，周恩来要求前线抓住有把握、有利的时机处置目标，同时避免无谓损失。
这道命令并不是让战机盲目冒险，而是要求前线盯住机会，在目标进入合适空域后迅速出手，不能让接运飞机轻易飞回台湾岛。
1月9日早晨，台湾当局先派出一架C-47运输机前往马祖。
飞机在降落时遇到强侧风，偏离跑道后冲进草地，机翼擦地受损，无法继续承担接运任务。这个意外打乱了原有安排，也为福建前线多争取了几个小时。
中午12时11分，台湾当局重新调来一架HU-16“信天翁”水陆两用机。它既能使用机场跑道，也能在海面起降，速度不快，却很适合在岛屿之间执行救护和运输任务。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还安排F-100A战斗机在附近活动，准备提供空中掩护。
摆在福建前线面前的难题，不只是如何击中一架大飞机。HU-16飞得很低，海面杂波会干扰雷达；护航战机又在周围活动，一旦正面纠缠，接运飞机便可能趁机逃走。
空军第24师因此采用了分组行动的办法。
李纯光、胡英法驾驶歼-5，承担主要截击任务；沈学礼、杨才兴驾驶歼-6，在较高空域负责掩护和牵制。两组战机拉开距离，让对方难以判断真正的攻击目标。
15时35分，HU-16从马祖起飞，飞向台湾岛。机上除三名叛逃者外，还有机组人员、情报人员和记者，共17人。
几分钟后，福建沿海雷达发现低空目标。15时41分至43分，两组四架战机先后升空。
歼-6在高处活动，将对方注意力引向自己；两架歼-5则降低高度，贴近海面搜索HU-16。
当时海面云底只有约400米，HU-16的飞行高度大约为300米。李纯光和胡英法必须飞得更低，才能从云层下面接近目标。
座舱下方就是翻滚的海浪，稍有偏差便可能撞海。指挥所里，标图员不断接收雷达数据，把目标和战机的位置画到地图上。为了保证线条足够细，旁边的人不停削铅笔，一连准备了几十支。
地面指挥为了减少无线电暴露，没有进行长时间通话，只用极短的数字信号修正航向。飞行员听到指令后按一下通话按钮，表示已经收到，再悄悄转向目标。
15时51分左右，胡英法率先发现HU-16。
他第一次开炮时距离较远，没有形成有效命中。胡英法继续逼近，再次射击，炮弹击中飞机尾部，随后迅速脱离，避免与目标相撞。
李纯光紧接着进入攻击位置。他把歼-5的速度压到危险边缘，从后方追住已经受伤的HU-16，炮弹先后击中发动机和机体。
HU-16开始冒烟，速度越来越慢，高度也不断下降。李纯光再次进入攻击航线时，目标已经失去控制，最后坠入海中。
台湾当局事后调动多批飞机和舰艇进行搜索，但接运三名行凶者前往台湾岛的计划已经彻底落空。
从F131艇上发生血案，到HU-16被拦截，前后大约16个小时。
1月30日，福州军区空军召开祝捷大会，李纯光、胡英法被记一等功。参与情报搜集、雷达预警、地面指挥和机场保障的人员，也分别受到表彰。

这起事件也留下了沉重教训。
装备和资料管得再严，如果人员审查、岗位搭配和日常管理存在漏洞，同样可能酿成大祸。三名行凶者长期来往密切，又分别掌握领航、轮机和枪械，却没有被及时发现异常。外部策反需要防，内部的思想变化和岗位风险同样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