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王震看到 “向多本” 的职务仍是 “班长” 时，忍不住大声说到：“向多本干革命二十年，怎么还是个班长？”

1888年，向多本出生在湖南石门一个贫苦农家。16岁开始，他便靠给人挑货谋生。百余斤的担子压在肩上，一天常要走几十里山路。没有田产，也没有安稳日子，他就这样当了三十多年挑夫。
1935年8月，红二、红六军团来到石门西北山区休整扩军。47岁的向多本听说红军来了，赶去要求入伍。那个年纪，放在部队里已经算得上“老人”，有人担心他吃不消，他却认准了一个道理：穷人要改变日子，就得跟着红军走。
参军后，他被安排到后勤部门，负责筹粮、做饭。这个岗位不显眼，却直接关系到整支队伍能不能继续行军。向多本过去当过挑夫，有力气，也能吃苦，于是把最重的活接到了自己肩上。
长征途中，他一度挑着约40公斤重的石磨赶路。部队停下来，他就磨谷物、准备饭食；队伍出发，他又挑起石磨跟上。后来粮食越来越少，石磨没有东西可磨，他又背上几十斤重的行军锅，照样走在队伍中。
过草地时，饥饿和劳累几乎耗尽了他的体力。向多本身材高大，消耗本来就比别人多，再加上长期负重，有一次竟倒在草地上失去知觉。收容人员发现他还有气息，用马肉汤将他救醒，他才从生死边缘缓了过来。
还有一次，连队弄到一只野狗。四十多名战士分过肉后，锅里只剩下一点汤。有人提出留给伤员，有人想让年纪最大的向多本喝。向多本端过那碗汤，却让大家把碗摆出来，一人分上几滴。
在那个连盐都很难找到的年月，一碗汤不算什么，却照出了他的脾气。自己再饿，也不能多吃一口；手里管着东西，就要分得公平。后来他常说的“有盐同享，无盐同淡”，正是从这种日子里熬出来的。
1936年，向多本随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1937年4月，他在西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他的左臂负过伤，留下了难以伸直的伤残。伤好以后，他没有离开后勤岗位，仍旧管粮食、工具和日常物资。
延安大生产时期，他在南泥湾一带管理生产工具。部队缺少油料，他还用毛驴从几十里外往回运。锄头、粮袋、锅灶和油料，没有哪一样能写进冲锋故事，可少了这些东西，生产和作战都难以维持。
新中国成立前后，向多本跟随部队进军新疆，后来在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管理后勤。有人觉得炊事班辛苦，应该留下一点鱼肉改善伙食，他不同意，坚持有什么大家一起吃，不能因为掌管伙房就先照顾自己。
学校里有些孩子吃不惯粗粮，偷偷把馍馍扔进潲水桶。向多本发现后，把馍馍捡起来，在开饭前当着大家的面吃掉。他没有发火，只告诉孩子们，粮食来得不容易，往后谁扔的，谁就要捡起来吃。
这就是王震所看重的地方。向多本虽然只是班长，管的事情却关系到许多人。他不靠职务压人，也不会讲大道理，而是用自己的一举一动立规矩。别人愿意听他的，不是怕他，而是信服他。
1951年5月，在王震和夫人王季清的关心下，63岁的向多本与八一子弟学校缝纫员陈玉华结婚。漂泊了大半辈子的老兵，终于有了自己的家。1953年8月，女儿向红出生；1954年12月，儿子向计青出生。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王震看到他的职务仍是班长，才有了题目中的那声感叹。可在向多本看来，职位高低并不是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贡献的唯一标准。他认准的是，无论站在哪个位置，都不能把该担的责任推给别人。
他保存下来的三级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奖章和解放奖章，记录着他的革命经历。据他生前回忆，自己曾获得多枚奖章和勋章，只是因为长期辗转搬迁，最后留在身边的只剩下几枚。
1966年，78岁的向多本从新疆军区离休。1973年，他回到湖南石门生活。没有工作安排后，他依旧闲不住，种菜、做家务、打扫门前道路，还经常到学校给孩子们讲过去的经历。
他很少主动摆功劳，更不愿靠老资格给家人换特殊照顾。晚年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按时起床，适量活动，饮食也很节制。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够长寿，他把原因归结为心宽、知足、不与人争。
2004年5月22日23时44分，向多本因呼吸循环衰竭，在湖南石门县中医院去世，享年116岁。从16岁挑担谋生，到47岁参加红军，再到晚年回乡，他的一生跨过了三个世纪。
回头再听王震那句“怎么还是个班长”，答案其实就藏在向多本自己身上。
他不是没有功劳，也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具体事情上。班长这个职务看起来普通，他却把粮食、工具、纪律和公平守了几十年。职位没有变，他承担的分量却从来没有轻过。
我认为，向多本真正值得后人记住的，不只是长寿，也不只是挑过石磨，而是他面对功劳时的那份平静。他没有把吃过的苦当成索取的本钱，也没有因为岗位平凡就敷衍了事。一个人能在大事面前勇敢并不容易，能在几十年的小事里始终认真，更加难得。王震为他的职务感到不平，说明老首长没有忘记基层功臣；向多本甘愿把班长当好，则说明他看重的从来不是官位，而是责任。这样的选择看似朴素，却让“班长”两个字有了远超过职务本身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