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冬天，周恩来在西花厅会见了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对方开口第一句话，便是哀求：“总理，我女婿不是汉奸，他也是共产党。”
陆久之身上有两套完全不同的履历。
摆在明面上的一套，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他懂日语，常年往返上海与日本，认识不少日本军政人物；抗战胜利后，他又进入汤恩伯的圈子，担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1946年，他与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结婚，成了蒋介石名义上的女婿。
另一套履历，却长期藏在水面之下。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陆久之已经参加中共地下组织。1929年底，日本共产党负责人佐野学经过上海时遭到追捕，陆久之按照地下组织安排，将佐野学秘密安置在自己家中。一个多月里，他既要遮掩来客身份，又要防备搜查，直到佐野学脱险离开。
这段经历看似只是一次掩护行动，实际上暴露了地下工作的基本规律：知道的人越少，任务越安全；留下的文字越少，参与者将来便越难证明自己。
陆久之后来前往日本求学，并利用熟悉当地社会、精通日语的条件，继续建立各种关系。抗战爆发后，他回到上海，在日伪势力严密控制的环境中活动。表面看，他同日本人来往不少，甚至经营过企业和娱乐场所；实际上，这些公开身份也是他接近情报、转送物资和掩护人员的便利条件。
地下工作最怕的不是危险，而是身份混乱。
一个人若想取得敌方信任，就不能天天摆出与敌对抗的模样。他要参加对方的饭局，要认识对方的官员，有时还得接受一个看起来很体面的职位。任务执行得越深入，他留在外界眼中的形象往往越复杂，甚至越“不清白”。
抗战胜利后，陆久之凭借旧关系进入汤恩伯身边。这个国民党少将参议的身份，既让他接近军事和政界消息，也使他的经历变得更加敏感。不了解内情的人，只能看到他与日本方面有旧交，又在国民党军队任过职，很难把这些表象同地下工作联系起来。
1949年前后，陆久之没有跟随国民党人员前往台湾地区。他还帮助陈洁如作出留在上海的选择。陈洁如后来担任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陈瑶光与陆久之也继续生活在上海。一家人的日子表面平静下来，那些未能完全公开的旧经历却没有真正远去。
1955年，陆久之受到潘汉年、杨帆案件牵连，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消息传来，陈洁如很难接受。她知道女婿结识过什么人，也明白他为何会出现在那些复杂场合。在她看来，若只把公开职务、人际关系和出入地点摆出来，而不追查这些行为背后的任务，陆久之的一生就会被读成另一个样子。
可要把事情说清楚，并不容易。
地下工作讲究保密，很多任务采取单线联系。有人只负责传话，有人只负责安排住处，有人只知道下一步该把材料交给谁。任务结束后，知情者可能失去联系，有的已经去世，有的仍不方便公开身份。多年以后再调查，往往需要从零散线索中慢慢寻找对应关系。
陈洁如没有立刻四处奔走。她在上海等了几年，一边寻找能够说明情况的人和线索，一边等待适当机会。她担心言辞失当，也怕事情没有说清楚，反而给女婿和家人增加麻烦。直到1961年，她才接受邀请北上北京。
1961年12月7日，陈洁如抵达北京。12月26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花厅设宴接待她，徐冰、廖承志夫妇等人也在场。周恩来与陈洁如早年相识，见面时仍按照过去的习惯，以“师母”相称。
这场会面没有停留在旧日寒暄上。
陈洁如最挂念的，还是陆久之。压在心里多年的话到了嘴边，她没有绕弯子，直接为女婿说明：他不是汉奸，也不是单纯依附国民党的人，而是曾经为共产党秘密工作的人。那些看起来解释不清的关系，恰恰与他的特殊任务有关。
她不是来索要荣誉，更不是要求跳过调查。她希望的是重新查看陆久之的经历，把不同阶段的身份、任务和接触对象一一对上。一个人在敌占区同谁吃过饭，并不能单独证明什么；关键要看他最终保护了谁、传递了什么消息，又为哪一方承担过风险。
周恩来听完后，没有凭当面陈述立即作出简单判断。历史旧案涉及的人多、时间长，必须核对材料和知情者。尤其是秘密工作，一处年份不对、一个联系人找错，都可能影响结论。稳妥调查，才是对陆久之真正负责。
西花厅谈话结束后，事情开始出现转机。陆久之于1962年提前出狱。1965年，他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后来从事近代史料整理工作。他没有四处宣讲自己的地下经历，而是把晚年精力放在文史工作中。
陈洁如也在1962年获准移居香港，改名陈璐，住在铜锣湾一带。周恩来曾对她表示，愿意去香港可以去，住不习惯仍可回来。1971年2月，陈洁如在香港去世；陆久之则一直生活到2008年2月，享年百岁以上。
隐蔽工作者没有军装，也未必留下奖章，他们有时反而要穿着最容易引起怀疑的外衣。这样的经历，既不能靠传奇故事随意拔高，也不能因为关系复杂就草率否定。对历史人物最大的尊重，不是急着贴上好人或坏人的标签，而是把时间、证据和行为一件件摆清楚。陈洁如争取的，归根结底也不是特殊照顾，而是让陆久之的一生得到较为完整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