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姚连蔚被免职，此后他回到了西安昆仑机械厂，重新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不久后，厂里为他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理由是避免产生不好的影响。
厂里真正为难的，并不是该把姚连蔚安排在哪台车床旁，而是他一出现，车间里的目光就会跟着移动。有人记得他早年穿工装、拿量具的样子，也有人只记得他后来经历的巨大变化。机器可以照常转动，人心却很难立刻恢复平静。
1979年2月，姚连蔚原有职务被撤销，重新回到生产劳动岗位。对他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调动。多年以前，他从这里起步；多年以后，他又从厂门走进来。地点没有变，身份、处境以及周围人的态度，却已经完全不同。
西安昆仑机械厂曾使用847厂这一代号。1954年，姚连蔚进入厂里工作，从一线岗位干起。车工的活不靠漂亮话，零件合不合格，要看尺寸和精度。早年的他凭着肯吃苦、愿钻研，逐渐熟悉机床操作，也承担过车间管理和思想工作。
这段工厂经历，是理解他后来处境的一把钥匙。他最熟悉的是生产现场，是图纸、卡尺和班组生活。后来进入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面对的事务远比车间复杂。1975年1月，他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生由此出现一次极大转折。
位置突然变高，能力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同步增长。他后来回忆，自己文化基础不高，面对重要事务时压力很大。这样的自我判断，说明他并非不知道自身短板。可人在特定环境中被推到某个位置后，个人愿不愿意、能不能胜任，往往已经不是唯一决定因素。
当历史进入新的阶段，对过去问题的审查随之展开。姚连蔚离开原有岗位后，相关事情并未马上结束。经过调查和司法处理，1981年10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他免予起诉。此后，他才真正从原来的政治生活中退了出来。
重新回厂，并不等于一切归零。普通工人每天按时上班、按工序做事，本来再平常不过，可落在姚连蔚身上，就带上了特殊意味。他过去的身份太引人注意，哪怕只是去食堂、进车间或参加一次集体活动，也可能引起议论。
他的工资关系和职工档案仍与原厂相连，这使返厂在手续上有延续性，在现实中却充满落差。过去面对的是重要会议和文件，回来后重新服从班组安排，工作内容也由宏观事务变成一项项具体杂事。身份落差不只写在职务表上，更体现在每天怎样上班、怎样与老同事相处。
家里的生活同样要继续。职位消失以后，柴米油盐并不会暂停，家人仍按普通职工家庭的方式过日子。对姚连蔚而言，这种平常生活既是压力，也是一种约束，让他必须离开过去的身份想象，重新适应按月收入和日常开支安排生活。
厂方不得不面对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既落实对他的工作安排，又不让整个单位长期围着他的经历打转。若继续把他放在显眼的一线岗位，车间容易出现猜测和议论；若给予特殊照顾，又会让职工产生新的想法。任何一种处理，都很难做到毫无波澜。
因此，他返厂后的工作并不只限于车床。相关记载提到，他后来做过生活管理、采购、食堂事务和学习辅导等辅助工作。这些岗位离过去的光环很远，却更接近一家大型工厂每天真实的运转：饭要按时供应，物资要有人采购，日常事务也得有人负责。
厂里后来为他办理提前退休，考虑的重点仍是减少持续影响，让生产秩序和职工关系尽快稳定下来。这个决定看起来只是档案上的几行字，落到个人身上，却意味着职业道路提前结束。从此，他不再需要每天面对工友复杂的眼神，工厂也不必反复处理由其身份引出的议论。
离开岗位后，姚连蔚的生活逐渐安静下来。他没有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也很少主动谈论过去。曾经围绕他的会议、文件和身份称呼，慢慢变成旧事。日常生活重新占据大部分时间，家庭、读书以及身体状况，成了晚年更实际的内容。
他后来把不少精力放在中医药知识上，阅读相关书籍，也接触草药和诊疗知识。与早年的车工经历相比，这似乎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但两者也有相通之处：都需要耐心，都不能只凭口号，更要在具体事情上花时间、下功夫。
2012年10月2日，姚连蔚在西安去世。到生命最后阶段，他已经离开重要岗位三十多年。人们再次谈起他，往往容易盯住“从高处回到工厂”这个反差，可真正值得琢磨的，是这种反差背后的制度安排、个人能力和时代环境。
工厂为他办理退休，不是把过去一笔勾销，也不是给他的经历增添传奇色彩，而是一次现实处置。单位要恢复生产秩序，职工需要稳定心态，个人也要重新寻找生活位置。三方面摆在一起，提前离开岗位便成了较为稳妥的选择。
在我看来，姚连蔚的经历最能说明一个道理：职位可以在特殊条件下迅速改变，能力、判断和责任却无法靠身份自动获得。一个人被推到超出自身准备的位置，表面上是命运骤然上升，实际也可能埋下难以承受的压力。
后来回厂、转做普通事务直至退休，并不是简单的“起落故事”，而是一次漫长的重新归位。评价这段历史，既不能只看他曾经站得多高，也不能把返厂生活写成苦情传奇，更应看到个人选择、岗位责任和时代背景之间复杂而真实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