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李赤然少将恢复名誉，回南京军区索要工资，空军司令员不满：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算什么待遇问题的账？
南京那张办公桌前，摆着的不是一张简单的工资单，而是一摞跨越多年的材料。搬家费、房租费、书报费、拖欠工资，还有妻子翟平因受牵连需要恢复名誉的问题，每一项都写得明明白白。李赤然坐在那里，没有提高嗓门，也没有提出额外照顾，只反复说了一层意思：既然问题已经有了结论，后面的事情也应该办清楚。
这件事经常被概括成“1979年回南京要工资”，真正的过程却分成了几个阶段。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在1978年2月作出平反决定。1979年7月，李赤然收到一封当年4月寄出的信，相关待遇问题由此进入办理程序。直到1980年5月，他才亲自回到南京，把多年来遗留的物品、费用和家属名誉问题集中提出。
当时他已经离开南京多年。1962年，李赤然出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后来在特殊年代受到错误处理，1970年前后迁居西安。原来的工作停了，正常生活被打乱，家中经济条件也随之发生变化。可他在西安并没有关起门来只顾自己，反而不断接待前来求助的老战友和陕北乡亲。
有些人缺少证明材料，待遇迟迟落实不了；有些人年纪大了，连事情该去哪里说明都弄不清。李赤然熟悉他们早年的经历，便坐下来一封封写说明，能作证的就认真作证。家里的桌子常被材料铺满，门口也总有人来。那几年粮食供应有定量，多留一个人吃饭，对普通家庭都不是轻松的事。
李赤然还是尽量让远道而来的人吃上一口热饭。自己处境并不宽裕，却没有把求助者挡在门外。正因为如此，住房、工资和日常开支积下的并非一笔模糊小账。哪些属于原单位应当承担的费用，哪些财物在搬迁中被扣留，妻子受到的牵连怎样纠正，都需要有人查档案、找凭据。
回到南京后，不少干部愿意帮助这位老同志。他们翻找记录，核对事实，很快列出了清单，并把处理意见送交有关部门。事情到了这里，本应继续上报，却停了下来。李赤然在回忆中写道，有人对此很不满意，还说：“这些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算什么待遇问题的账！”
这句话刺耳，却没让他改变做法。他没有把个人经历变成一场争吵，只是继续追问材料为何压着、问题为何没有答复。在他看来，钱物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已经查清的事不能只写在决定里。恢复名誉是一方面，把由此造成的实际问题处理好，同样是组织工作应有的完整程序。
还有一点常被忽略：李赤然并没有要求超出规定的特殊补偿，也没有留下拿到巨款后如何消费的故事。他在回忆中明确写的是“要讨个公道”，而不是追求额外待遇。能够查到的重点，是材料曾被整理上报、问题长期没有答复；至于补发了多少、何时全部解决，并无可靠数字，不能随意添上一个圆满结局。
要理解他的这股倔劲，还得看他过去怎样做事。1933年，十九岁的李赤然在陕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面对严刑审讯没有交出组织秘密，腿部也留下伤病。1934年参加红军后，他从基层政治指导员做起，在多次战斗中负伤，常年转战西北。
抗战时期，他还带领队伍完成过一次特殊任务。部队穿过敌占区，越过高山河流和多道封锁线，把三百万法币完整送到延安。这么大一笔钱，途中人员、路线和账目都不能出半点差错。任务完成后，他没有把功劳挂在嘴上，晚年写回忆时，反而花了不少笔墨记述普通战士和马夫。
新中国成立后，李赤然参与军队院校和防空力量建设，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有人把他后来追问工资理解成计较个人得失，其实两件事并不冲突。生活条件能将就，是个人选择；制度规定该落实的事项不能不了了之，则关系到原则，也关系到其他有类似经历的老同志。
他的晚年生活也能说明这一点。1981年8月，他转到兰州军区空军干休所归建，1982年5月接到正式离休命令。后来住房面积与规定标准仍有差距，修建补助也不算充足，他并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些事情上，而是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到学校和部队讲述亲身经历。
1986年以后，他参与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工作，多次担任报告团负责人。1988年获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被评为全军先进离休干部。一个真把待遇当成人生头等大事的人，很难在年过七旬后还频繁外出作报告，也不会把回忆录的大量篇幅留给牺牲的战友和身边普通人。
2006年12月24日，李赤然在西安逝世。再回头看南京那场交涉，最容易被误读的就是“索要工资”四个字。它听起来像是在为个人争利，实际牵涉的却是工资、搬迁费用、被扣物品、住房开支和家属名誉等一整套遗留问题，并不是拿着一张工资条讨价还价。
在我看来，这件事真正值得琢磨的地方，是一个人如何区分“私利”和“公道”。李赤然能够忍受生活上的不方便，却不愿意接受程序上的含糊，因为一旦把应当解决的问题当成老人不知足，平反就可能只剩一句空话。尊重老同志，不只是给一个结论，还要把结论之后该办的事办完。账目可以不大，原则不能打折，这才是他多年后仍要回南京把事情问清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