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特赦后非要去台湾投奔蒋介石，刚到香港蒋介石就死了，他在酒店等了140天，等来一句让他这辈子彻底绝望的话。
1975年4月14日下午，周养浩走过罗湖桥进入香港。记者围上来，闪光灯一阵接一阵，他却没心思多说，只想着尽快办妥去台湾地区的手续。可迎接他的不是接应人员，而是蒋介石已经在4月5日去世的消息。原以为只剩一段海路的行程，就这样停在了酒店门口。
周养浩此时已经年近七十。1949年被捕后，他被关押二十多年，直到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全部在押战犯，293人恢复公民权。获释人员可以留在大陆生活，也可以申请去香港、台湾地区或者国外，相关路费、证件和生活安排都作了准备。
多数人选择留下，周养浩却很快提出去台湾地区。他并不是临时起意。早年进入复兴社特务处后，他在军统系统干了十六年，担任过息烽监狱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长期把国民党旧系统视作自己的归属。
这段履历看上去像是他的“通行证”，实际却成了最沉重的包袱。周养浩外表斯文，做事却十分狠辣，曾参与军统的监禁、镇压和破坏活动，也参与策划杀害杨虎城等人的行动。过去的旧关系没有消失，但那些关系是否还愿意承认他，已经是另一回事。
与周养浩一同申请赴台的共有十人，其中九人在台湾地区有直系亲属。4月5日，他们的申请获得批准；同一天，蒋介石去世。4月12日，有关方面为他们饯行，4月13日一行人离开北京，第二天经深圳进入香港，分别住进兰宫饭店和帝国酒店。
临过罗湖桥前，每人领到2000港元路费、一套新衣和一张有效期半年的往返通行证。抵港后，打电话、见记者、联系亲友和表达个人意见，都由他们自行决定。这些安排让周养浩更加相信，剩下的问题只是台湾地区方面何时派人接洽，而不是能不能去。
刚住下时，十个人都觉得等待不会太久。有人写信联系子女，有人请旧友担保，也有人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随时准备出发。可台湾地区方面迟迟不给明确答复，后来又提出身份审查、书面说明和政治表态等条件，原本简单的探亲申请被一层层拖住。
态度的变化非常明显。起初有人公开说可以接纳，几天后却提出，只有符合特定条件、主动求助并作出表态，才可能获准入境。周养浩等人认为自己是回去寻亲，不肯把自己说成“难民”，也不愿按要求公开表态。双方僵住后，所有手续都停在纸面上。
真正让周养浩心凉的，是台湾地区方面给这批人的定性。他们没有被当作多年失散、等待团聚的旧部，而被怀疑是大陆派出的间谍和“统战工具”。这句话等于告诉周养浩：过去十六年的效力不但不能证明忠诚，反而让他成为更需要防备的人。
酒店里的日子因此变得异常漫长。每天早晨，周养浩都会留意电话和来访者；到了晚上，答案仍是“继续等”。签证一再延期，费用不断增加，十个人的心态也慢慢分裂。有人还抱着希望，有人开始考虑回大陆，也有人准备另找去处。
6月4日，同行的张铁石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杀。此前，台湾地区派来的审查人员要求他写自传、交代大陆情况，还要说明另外九个人的表现。材料写完后仍被认为不够，赴台希望越来越小。这个悲剧让其他人看明白，等待已经不只是时间问题。
此后，张海商、杨南、赵一雪先后返回大陆，蔡省三和王云沛留在香港。周养浩仍不愿回头。他在酒店等了140天，始终盼着旧同僚替他说句话，也盼着台湾地区的亲属能办成手续，可等来的仍是那句怀疑：他们可能是间谍，是被派来做工作的人员。
这句话击中了周养浩最看重的地方。他过去一直相信，只要表明身份、说清经历，台湾地区方面自然会接纳他。结果恰恰相反，对方首先想到的不是他曾经效力多久，而是他在大陆生活二十多年后，是否已经变成一个无法控制的政治风险。
140天并不是周养浩全部滞留香港的时间，而是这批人苦等入境结果、希望基本破灭的一段关键时期。此后他还要联系亲属、办理赴美手续。直到1975年11月12日，他才离开香港前往美国，住进女儿家中。所谓赴台计划，到这里已没有继续的可能。
到美国后，周养浩再也没有进入台湾地区。他晚年主要依靠女儿生活，1990年在美国去世。那个被他反复念叨的目的地，最终只隔着一段海峡，却始终没有向他打开大门。空间上的距离并不远，身份和信任之间的距离却再也跨不过去。
在我看来，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替周养浩的遭遇惋惜，更不能因此淡化他过去犯下的罪行。真正值得思考的是，旧式特务体系只讲利用价值，很少讲真正的情义。人在有用时可以被称作骨干，一旦失去价值，马上就可能变成负担。
周养浩在香港等来的绝望，也说明一个很朴素的道理：把一生押在某个秘密系统和少数权势人物身上，看似拥有关系，实际并没有稳定的归宿。蒋介石去世只是导火索，台湾地区方面的怀疑和拒绝才是结果。他到晚年才发现，自己多年效力的那扇门，早已从里面锁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