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这个人，有太宗的本事，却没有太宗的自律，所以他只能用玄当庙号。
公元756年7月，潼关失守，长安门户大开。李隆基带着皇族仓皇西逃，走到马嵬驿，护驾将士突然倒戈。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被迫自尽。那个曾经一句话就能决定天下大事的皇帝，此时连身边最亲近的人也保不住了。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逃亡，而是李隆基权威崩塌的瞬间。更令人唏嘘的是，四十多年前，他刚坐上皇位时，绝不是这副模样。
公元712年，二十七岁的李隆基即位。那时唐朝表面上仍有大国气象，朝廷内部却并不安稳。武则天去世后，皇室、外戚和重臣之间多次争权，政令反复，人心浮动。李隆基能够在这种局面中站稳脚跟，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果断和手腕。
他早年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敢办事，更是知道该把事情交给谁。姚崇善于处理急务，宋璟重法度、敢顶撞，张说长于谋划，张九龄眼光深远。李隆基能够让不同性格的大臣轮流发挥作用，这份识人和用人的能力，确实有唐太宗的影子。
开元初年，朝廷整顿吏治，压制请托，减少不必要的官职，遇到灾荒也更重视赈济。地方官不敢像过去那样随意糊弄，朝中办事的效率明显提高。李隆基自己也肯下功夫，重要奏章亲自处理，大事常与宰相反复商量。
国家很快出现变化。农业恢复，户口增加，仓储逐步充实，长安、洛阳的商业更加繁荣。来自西域、中亚和更远地区的商人不断进入唐朝，丝绸、香料、珠宝和各类器物在市场流通。所谓开元盛世，不只是宫廷热闹，而是整个国家的秩序重新稳定下来。
可一个人的危险，往往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太相信自己的能力。
李隆基执政时间越长，越觉得自己看人不会错、判断不会错。早年他愿意听逆耳之言，后来却越来越喜欢顺着他说话的人。公元736年，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逐渐掌握朝政。朝堂上的气氛从敢说变成不敢说，从讨论对错变成猜测皇帝爱听什么。
公元742年，年号由“开元”改为“天宝”。这看似只是换了一个年号，其实也像一道分界线。前半程的重点是整顿和建设，后半程则越来越依靠边将、宠臣和皇帝个人的判断。国家机器仍在高速运转，内部的制衡却开始变薄。
变化不是一天发生的。李隆基仍然处理政务，也并非完全不问国事，但他的注意力开始分散。音乐、歌舞、宫廷生活占去越来越多时间，皇帝和真实社会之间的距离也越拉越远。梨园的设立本身不是问题，喜爱艺术也不是过错，问题在于享乐逐渐压过了警惕。
杨玉环进入宫廷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她原是寿王李瑁之妃，后来以女道士身份入宫，公元745年被册封为贵妃。李隆基对她极为宠爱，杨氏家族也随之显贵，杨国忠最终进入权力中心。
但把唐朝的转折全怪到杨贵妃头上，并不符合事情的真实脉络。真正致命的，是李隆基把私人宠爱带进了权力安排，又容许李林甫、杨国忠等人长期排斥异己。皇帝身边还能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传到他耳中的消息也越来越经过修饰。
表面的繁华还在延续，朝会、贸易和宫廷礼仪照常进行，很多人因此看不出危机。可真正的问题往往藏在繁荣背后：中央精锐减少，边镇兵力扩大，朝廷对将领的依赖越来越深。
唐朝为了应对长期边防压力，让节度使掌握军队、钱粮和地方事务。这种办法短期有效，却容易养出尾大不掉的地方力量。安禄山先后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手中兵力越来越重。
有人提醒李隆基提防安禄山，他却没有真正重视。他相信自己施恩够厚，也相信安禄山不敢背叛。这个判断看似来自自信，实际上已经带着晚年皇帝常见的错觉：把臣子的恭顺当成忠诚，把暂时的平静当成长久的安全。
公元755年12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军迅速南下，洛阳很快失守。李隆基此时仍不断干预前线，先处死封常清、高仙芝，后来又逼主张固守潼关的哥舒翰出战。潼关一败，长安再无屏障。
早年的李隆基决断迅速，往往能抓住问题要害；晚年的他同样决断迅速，却越来越不愿核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可能判断失误。能力没有完全消失，约束能力却已经松开，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
马嵬驿之后，太子李亨前往灵武，并于公元756年8月即位，是为唐肃宗。李隆基随后成为太上皇。名义上他仍受尊奉，真正的最高权力却已离开他的手中。公元762年，李隆基去世。他留下的不是单纯的明君或昏君形象，而是一段从顶峰滑向失控的人生。
李世民也有强势、好胜的一面，但他知道必须借助大臣和制度约束自己。魏征的话难听，他仍然要听；政策出了问题，他也会调整。李隆基早年同样做得到，可盛世持续得太久，他慢慢把国家的成功看成个人永远正确的证明。
所以，李隆基最值得后人记住的，并不是他不会治国。恰恰相反，他太会治国，也曾把手中的牌打得非常漂亮。可他没有一直管住自己的好恶，没有一直保持对风险的敬畏，更没有守住让不同意见进入朝廷的通道。
太宗的分量，不只来自开疆拓土和任用贤臣，也来自功成之后仍肯自省。李隆基有相近的天赋，却没能把这种清醒坚持到底。开元盛世因此属于他，天宝危局也同样绕不开他。一个“玄”字，留下的正是这种复杂而沉重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