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拿了福特基金，去了美国培训，然后中国婚检制度就变了？

1996年，一份来自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名单上，出现了清华大学教授李楯的名字，两年后的1998年，他赴美参加了为期数月的《法律》培训项目。

这话听起来像阴谋论，但事实在那儿，你不得不琢磨。

2003年10月1日，新《婚姻登记条例》正式施行。一夜之间，施行了近十年的强制婚检被取消了。婚检证明不再作为结婚登记的前置条件。从“强制”到“自愿”，就这么轻飘飘几个字，改的是一项关乎14亿人健康门槛的制度。

而推动这件事的核心学者之一，就是李楯。

2004年4月，央视《央视论坛》做了一期节目，标题叫《是是非非“零婚检”》。演播室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特约评论员陆建华，另一个就是清华大学教授李楯。

节目播出的背景是什么？新条例实施四五个月，全国婚检率断崖式下跌。北京市2003年10月的婚检人数不到前一年同期的十分之一。上海的自愿婚检率只有1.69%左右。广州国庆黄金周3149对新人结婚，没有一对去婚检。

以前强制的时候，婚检率超过九成。一改成自愿，直接归零。

面对这种局面，主持人问李楯：零婚检会带来什么后果？

你猜他怎么答的？

“我觉得也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

他说，共和国50多年历史里，真正设立强制婚检的时间很有限，是从80年代以后才有的。然后他抛出一个核心论点：婚姻首先是个人的私事，还是国家应该过多管理的事？

“当我们转向一个市场经济社会，转向一个法制社会的时候，我们确定了婚姻是个人私领域的事。”

这话听着没毛病。尊重个人权利、保护隐私、减少行政干预，这些词放在今天也挑不出大错。

但问题在于，一个学者在央视说“零婚检别看得太严重”，第二天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对新婚夫妇就可能省掉那几百块钱的检查费。而他这个观点，跟他去美国培训学到的东西有没有关系？

咱们捋一捋。

李楯，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1996年，福特基金会的项目资助名单上出现他的名字。1998年，他赴美参加为期数月的法律培训项目。2000年，福特基金会开始在中国资助7所大学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清华大学是其中之一。

2004年，李楯那本《艾滋病在中国：法律评估与事实分析》出版，封面上印着一行字“福特基金会资助出版”。

福特基金会是什么来头？1979年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工作，1988年北京办事处正式成立。到2002年前后，每年资助中国各种机构1300万美元。资助领域包括法律、权力和社会公正、国家管理和公共政策。

2000年，它在中国资助了第一批7所大学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

一个拿着福特基金钱去美国培训的学者，回国后在央视说“强制婚检没那么必要”，然后婚检制度就改了。你说这是巧合，还是因果关系？

当然，把一项国家制度的改变全归到一个人头上，这不公平。

2003年取消强制婚检，背景很复杂。一方面，强制婚检在实施过程中确实出了问题：收费高、服务差、走形式。

另一方面，当时“尊重个人权利”“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潮确实在蔓延。新条例出台，官方说法是“体现对婚姻当事人意愿与选择的尊重，是保障人权和社会进步的表现”。

但问题是，这个“进步”的代价谁来买单？

2002年全国婚检率68%，2004年直接跌到2.67%。广东从52%跌到2.9%。上海从98%以上跌到3.17%。与此同时，出生缺陷率从2002年的13.72%上升到2004年的21.21%。

婚检率跌了九成多，出生缺陷涨了近八成。这两组数字摆在一起，你跟我说“别看得太严重”？

我不是说所有出生缺陷都跟不婚检有关，但婚检能查出来的那些病，比如遗传病、传染病、生殖系统疾病，本来可以在结婚前就干预的。

2004年到2017年，婚检累计筛查出疾病人数达780多万，其中生殖系统疾病270多万，指定传染病180多万，严重遗传病7万多。这些数字背后是活生生的人，是可能被避免的家庭悲剧。

后来呢？各地发现不对了，开始推免费婚检。2009年起免费婚检逐步铺开。到2018年，全国婚检率回升到61.1%。绕了一大圈，花了十几年，才勉强回到取消前的水平。

但这中间丢失的那些年、那些本可以早发现早干预的病例，谁也算不清了。

我始终认为，权利和义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有权选择不婚检，但你没权把可能存在的遗传病传给下一代。你有权保护自己的隐私，但你没权隐瞒可能危害配偶健康的疾病。

2003年那场改革，过分强调了一面，忽略了另一面。

好在后来国家及时纠偏了。免费婚检、一站式服务、加强宣传，这些措施一步步把婚检率拉了回来。

但教训不能忘：制度的改变不能只盯着“先进理念”的时髦词汇，得算清楚背后的社会成本。

一个国家的健康防线，不能交给某个拿了外国资助的教授去“别看得太严重”。